倫敦是個對各種藝術高度接納的城市，任何人皆有無限的可能與機會，吸引世界各地藝術創作者紛至沓來；在這裡，只要你願意發聲、為自己辯駁，作品就有可能被看見傾聽。但隨著飛漲的房價與學費，生存的金錢成了生活的壓力，創作再也不屬於每個人，而成了需要「資本」的行動。建築師 Tomaso Boano 和 Jonas Prišmontas 有感於此，便以自己的專業提出了微型工作室「Minima Moralia」概念，期待能藉由設計的實踐，讓新生代藝術家能重拾創作的空間。
「我們認為創意不應該和社會地位有關聯，任何人都應該有機會去創造、研究、發揮。然而要做到這點，藝術家、創作人則需要擁有一個負擔得起的空間。」如此精簡微小的空間單位就此產生，模矩化的鐵件架構、依使用者習慣調整的室內層架和木箱、半透明的外觀皮層就這樣簡單勾勒出工作室的輪廓。
由於空間有限，每一位創作人入駐時，只能帶著絕對必要的工具進入；建築師在外觀上設計開窗，讓過客得以窺見藝術創作的過程。當另一頭的摺疊大門升起，便成了工作室門廳的遮陽篷——這是藝術家讓人們進入他/她創作殿堂的邀請；當然，折疊門關閉時，創作人也不是那麼地寂寞，工作室屋頂的天窗開啟，便有陽光、月亮或星空的相伴，創作更顯浪漫自由。
設計團隊希望這些空間單元，能入駐倫敦一些未使用的公共空間及私人領域，將創造的活力帶入這些地區內，也許會創造出全新的創意社區。如同建築師所說的：「Minima Moralia 不只是一個建築裝置，它能有效地將活力與創造力帶入那些被忽視、廢棄的空間中。」Minima Moralia 概念剛提出時，裝置便層設在東倫敦的頂樓花園 Dalston Roof Park，提供不同的創作者進駐。
「Minima Moralia」的命名，來自德國哲學家 Theodor W. Adorno 的同名著作《最低限度的道德：對受損的生命之思索》，希望藉此能讓大眾反思這個年代藝術家的「生命受損」。在這個俯拾即是機會、空間卻愈顯壓縮的年代，創作者們的工作形態也隨著環境改變受到比過去更多的限制；值得慶幸的是，Minima Moralia 的出現替他們保留了一隅創作空間，即使格局如此迷你，概念的落實卻蘊含著對「創作」這件事的廣大容納與鼓勵。
Images courtesy of Minima Moralia unless stated otherw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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