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治好了憂傷和爭執,因為我們在變化,我們不會再是同一個人。一點點小事就可以安慰我們,因為一點點小事就可以刺痛我們。
——布萊兹‧帕斯卡(Blaise Pascal),《思想錄》(Pensées)
時代雜誌(TIME)在世界公認第一張照片(第一張攝影成像由 Nicephore Niepce 於 1820 年代在實驗室製成;1833 年 Nicephore Niepce 去世,由其夥伴 Louis Daguerre 繼續完成研究,並於 1839 年由法國科學學會宣告攝影術誕生——即為達蓋爾攝影法)被拍下的 190 年後,今年年底發表了一個企劃——「The Most Influential Images of All Time」,選出 100 張最具代表性與影響力的攝影作品。在難以數計的影像之中,該如何選出 100 張對眾人最具影響的作品?這其中經歷著漫長與耗費心神的討論與訪談,時代雜誌攝影編輯團隊邀請世界各地的策展人、歷史學家以及其他攝影編輯,在這茫茫影像大海中挖掘那不朽的一瞬之光。

View from the Window at Le Gras,1826, 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
法國發明家 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 於 1820 年代從他工作室窗戶向外拍下、製成這畫面,是世界公認現存的首張照片。當時歐洲盛行著微影蝕刻的藝術形式(lithography),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 著迷於其過程,並開始探究這技術的可能性。他設置了名為「camera obscura」的裝置,用這裝置捕捉、投射太陽光下被照亮的場景。這張照片便是以這方法而得來,因其於歷史上突破性的意義,這張照片的價值被視為著重在科學的發現與發明,而非藝術領域。

View from the Window at Le Gras,1826, 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
法國發明家 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 於 1820 年代從他工作室窗戶向外拍下、製成這畫面,是世界公認現存的首張照片。當時歐洲盛行著微影蝕刻的藝術形式(lithography),Joseph Nicéphore Niépce 著迷於其過程,並開始探究這技術的可能性。他設置了名為「camera obscura」的裝置,用這裝置捕捉、投射太陽光下被照亮的場景。這張照片便是以這方法而得來,因其於歷史上突破性的意義,這張照片的價值被視為著重在科學的發現與發明,而非藝術領域。
Boulevard du Temple,1839, Louis Daguerre
Louis Daguerre 在 1839 年春天於巴黎聖殿大道外拍下了這張照片,畫面中可見微小的人物——擦鞋匠在街道上工作著;這張照片之前,人類的形象只出現於繪畫、雕塑藝術領域裡。他將鏡頭對準巴黎街道,曝光銀鹽塗面的銅版數分鐘而後顯影、定影,是第一張正像照片。


Boulevard du Temple,1839, Louis Daguerre
Louis Daguerre 在 1839 年春天於巴黎聖殿大道外拍下了這張照片,畫面中可見微小的人物——擦鞋匠在街道上工作著;這張照片之前,人類的形象只出現於繪畫、雕塑藝術領域裡。他將鏡頭對準巴黎街道,曝光銀鹽塗面的銅版數分鐘而後顯影、定影,是第一張正像照片。

The Horse in Motion,1878, Eadweard Muybridge
飛騰的馬兒——據說這張照片源自於一個賭注。史丹佛大學創辦人 Leland Stanford 與友人打賭,奔跑中的馬兒是否有一刻四腳是懸空而未著地的?為了提出證據,他請 Eadweard Muybridge 發明一種攝影裝置證實,而 Eadweard Muybridge 拍下的這張照片為 Leland Stanford 贏了這場賭注。這不僅宣告攝影媒介的全新運用——捕捉、呈現事實,也讓人類開始關注動物運動時的優雅與力量。而 Eadweard Muybridge 這類似 stop-motion 的技術,也被視為現今動畫製作的前身。

The Horse in Motion,1878, Eadweard Muybridge
飛騰的馬兒——據說這張照片源自於一個賭注。史丹佛大學創辦人 Leland Stanford 與友人打賭,奔跑中的馬兒是否有一刻四腳是懸空而未著地的?為了提出證據,他請 Eadweard Muybridge 發明一種攝影裝置證實,而 Eadweard Muybridge 拍下的這張照片為 Leland Stanford 贏了這場賭注。這不僅宣告攝影媒介的全新運用——捕捉、呈現事實,也讓人類開始關注動物運動時的優雅與力量。而 Eadweard Muybridge 這類似 stop-motion 的技術,也被視為現今動畫製作的前身。
Moonlight: The Pond, 1904, Edward Steichen
既似繪畫又似照片,這是美國攝影師/畫家 Edward Steichen 的作品。他拍下美國 Mamaroneck 一處森林場景的黑白照,再以藍色調上色。當時他加入由攝影家 Alfred Stieglitz 所發起的畫意攝影運動(Pictorialism,讓攝影作品呈現如繪畫般的美學與構圖),試圖模糊繪畫與攝影間的界線。畫意攝影運動展現了攝影師的另一渴望:並非只想捕捉瞬間,也想創造場景。

Moonlight: The Pond, 1904, Edward Steichen
既似繪畫又似照片,這是美國攝影師/畫家 Edward Steichen 的作品。他拍下美國 Mamaroneck 一處森林場景的黑白照,再以藍色調上色。當時他加入由攝影家 Alfred Stieglitz 所發起的畫意攝影運動(Pictorialism,讓攝影作品呈現如繪畫般的美學與構圖),試圖模糊繪畫與攝影間的界線。畫意攝影運動展現了攝影師的另一渴望:並非只想捕捉瞬間,也想創造場景。

Fetus, 18 weeks, 1965, Lennart Nilsson
當 Lennart Nilsson 在 LIFE 雜誌 Drama of Life Before Birth 文章上發表了這系列作品,立刻請起廣大迴響。不只是因為胎兒的樣貌第一次展現於人們眼前,也因為這系列作品將攝影技術轉向對生命探的索意義。

Fetus, 18 weeks, 1965, Lennart Nilsson
當 Lennart Nilsson 在 LIFE 雜誌 Drama of Life Before Birth 文章上發表了這系列作品,立刻請起廣大迴響。不只是因為胎兒的樣貌第一次展現於人們眼前,也因為這系列作品將攝影技術轉向對生命探的索意義。
Earthrise, 1968, William Anders, NASA
1968 年 12 月 24 日,在阿波羅 8 號發射後的近 76 個小時後,由駕駛員 William Anders 拍下,展現地球與人類在宇宙裡的孤寂、渺小與美麗。


Earthrise, 1968, William Anders, NASA
1968 年 12 月 24 日,在阿波羅 8 號發射後的近 76 個小時後,由駕駛員 William Anders 拍下,展現地球與人類在宇宙裡的孤寂、渺小與美麗。

A Man on the Moon, 1969, Neil Armstrong, NASA
當太空人阿姆斯壯(Neil Armstrong)登上月球,並獲得全世界關注時,第二位踏上月球的人——同行的另一位太空人 Buzz Aldrin 則似乎顯為人知。但 Buzz Aldrin 以別種方式留存在歷史裡——由阿姆斯壯拍下的月球紀錄照片。畫面中 Buzz Aldrin 靜靜站在月球表面,似乎因為笨重的太空衣而顯得姿勢古怪,又或是被完全陌生、能令他瞬間致命的環境環繞,有種手足無措感。暗示著人類的探索步伐,面對廣大浩瀚的宇宙時,呈現的敬畏姿態。

A Man on the Moon, 1969, Neil Armstrong, NASA
當太空人阿姆斯壯(Neil Armstrong)登上月球,並獲得全世界關注時,第二位踏上月球的人——同行的另一位太空人 Buzz Aldrin 則似乎顯為人知。但 Buzz Aldrin 以別種方式留存在歷史裡——由阿姆斯壯拍下的月球紀錄照片。畫面中 Buzz Aldrin 靜靜站在月球表面,似乎因為笨重的太空衣而顯得姿勢古怪,又或是被完全陌生、能令他瞬間致命的環境環繞,有種手足無措感。暗示著人類的探索步伐,面對廣大浩瀚的宇宙時,呈現的敬畏姿態。
Gandhi and the Spinning Wheel, 1946, Margaret Bourke-White
「你必須對人性有信心。人性是片大海,若海中有幾滴髒污,這片海洋也不會被汙染。」甘地與他的紡車,這張深植於世人心中的照片,儼然是和平抗議的最佳表述。1946 年英國政府將甘地關守在監獄,Margaret Bourke-White 拍下這張照片,LIFE 雜誌雖然一開始並未採用,卻在甘地被刺殺後的兩年(1948 年)登出,「每天紡織一小時,通常從清晨四點開始。他身邊所有的人都必須學會如何紡織,他鼓勵每個人都進行。即便是攝影師 Margaret Bourke-White 也必須先放下她的相機,先學會使用紡車才能拍照。紡車被甘地與他的跟隨者們提升到近乎如宗教般的高度,那是一種如 icon 般的代表性存在。」不僅僅是甘地的樣貌,Margaret Bourke-White 更記錄著他所深信的、尊嚴的生活之道。

Gandhi and the Spinning Wheel, 1946, Margaret
「你必須對人性有信心。人性是片大海,若海中有幾滴髒污,這片海洋也不會被汙染。」甘地與他的紡車,這張深植於世人心中的照片,儼然是和平抗議的最佳表述。1946 年英國政府將甘地關守在監獄,Margaret Bourke-White 拍下這張照片,LIFE 雜誌雖然一開始並未採用,卻在甘地被刺殺後的兩年(1948 年)登出,「每天紡織一小時,通常從清晨四點開始。他身邊所有的人都必須學會如何紡織,他鼓勵每個人都進行。即便是攝影師 Margaret Bourke-White 也必須先放下她的相機,先學會使用紡車才能拍照。紡車被甘地與他的跟隨者們提升到近乎如宗教般的高度,那是一種如 icon 般的代表性存在。」不僅僅是甘地的樣貌,Margaret Bourke-White 更記錄著他所深信的、尊嚴的生活之道。
一張有影響力的照片,除了挑戰我們觀看世界的方式、寫下歷史關鍵時刻等等一目了然的「意義」之外,也許還需要「更多」。「Effective,有效的,一開始這個詞使用在醫學上,到後來竟爾成為一個愛情的或藝術批評的術語。」想起攝影文學作家吳明益在其著作《浮光》裡的這段話,也許這正是「更多」之處。拍下一張對自己「有效的」(effective)照片,也許是按下快門的瞬間,透過觀景窗與被攝對象交流;畫面呈現在相紙上後,依然觸動著記憶或心底的什麼。而拍下一張對別人「有效的」照片,即便並非觀者親眼所見證,但潛藏於其中的生命、悲喜氣息依然生動,情不自禁,攝影者與被攝者間的無語對話,觀者彷彿能依稀聽見;我們被畫面的某個眼神或姿態感動,而心底柔軟之處被刺痛。
Untitled Film Still #21, 1978, Cindy Sherman
1970 年代大放異彩的美國藝術家 Cindy Sherman,將攝影導向當代表演藝術的一環。在其一系列名為《Untitled Film Stills》(無題電影靜態照)的作品裡,她將自己化為電影主角;戲劇性濃厚的自拍,有時表情呆滯、有時刻意不自然或嘲諷表情,有別於日常生活中的照片,彷彿將觀者放入一個窺視的位置,探討當代文化裡「凝視」與「被觀看」的關係。攝影對她來說並非補捉真實,而是「欺騙」與「迷惑」觀眾的藝術表現方式,也替攝影在藝術裡開立了另一新的領域。

Untitled Film Still #21, 1978, Cindy Sherman
1970 年代大放異彩的美國藝術家 Cindy Sherman,將攝影導向當代表演藝術的一環。在其一系列名為《Untitled Film Stills》(無題電影靜態照)的作品裡,她將自己化為電影主角;戲劇性濃厚的自拍,有時表情呆滯、有時刻意不自然或嘲諷表情,有別於日常生活中的照片,彷彿將觀者放入一個窺視的位置,探討當代文化裡「凝視」與「被觀看」的關係。攝影對她來說並非補捉真實,而是「欺騙」與「迷惑」觀眾的藝術表現方式,也替攝影在藝術裡開立了另一新的領域。

Dalí Atomicus, 1948, Philippe Halsman
當 Philippe Halsman 拍攝他的好友——知名的超現實主義畫家達利時,他知道一張傳統、典型、端正的人像照,是無法表現達利的本質的。Philippe Halsman 與達利相識於 1930 年代,從 1940 年代開始,兩人便進行了大量的攝影合作。這張照片靈感來自於達利當時正進行的作品 Leda Atòmica(於 1949 年完成)——即右方懸浮的畫作;同時圍繞著跳躍中的達利的物件,還有以線懸掛的畫架、腳凳以及景框外用手扶著的椅子。在 Photoshop 尚未被發明的年代,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協助此次拍攝的也包含 Philippe Halsman 的妻子與女兒,兩人與助理在 Philippe Halsman 的倒數聲落下時,朝畫面拋出三隻貓與一桶水;在 26 次(有一說為 28 次,但 Philippe Halsman 女兒證實為 26 次)的嘗試下,Philippe Halsman 才得到一張令他滿意的構圖。而達利甚至直接在照片左側原為空畫架的地方畫下畫作,讓這張作品賦予更深厚的「合作」意義,並突破當時對肖像照的侷限定義。

Dalí Atomicus, 1948, Philippe Halsman
當 Philippe Halsman 拍攝他的好友——知名的超現實主義畫家達利時,他知道一張傳統、典型、端正的人像照,是無法表現達利的本質的。Philippe Halsman 與達利相識於 1930 年代,從 1940 年代開始,兩人便進行了大量的攝影合作。這張照片靈感來自於達利當時正進行的作品 Leda Atòmica(於 1949 年完成)——即右方懸浮的畫作;同時圍繞著跳躍中的達利的物件,還有以線懸掛的畫架、腳凳以及景框外用手扶著的椅子。在 Photoshop 尚未被發明的年代,這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協助此次拍攝的也包含 Philippe Halsman 的妻子與女兒,兩人與助理在 Philippe Halsman 的倒數聲落下時,朝畫面拋出三隻貓與一桶水;在 26 次(有一說為 28 次,但 Philippe Halsman 女兒證實為 26 次)的嘗試下,Philippe Halsman 才得到一張令他滿意的構圖。而達利甚至直接在照片左側原為空畫架的地方畫下畫作,讓這張作品賦予更深厚的「合作」意義,並突破當時對肖像照的侷限定義。
Guerillero Heroico, 1960, Alberto Korda
1960 年 3 月,當時古巴革命領導人卡斯楚(Fidel Castro)在哈瓦那為悼念港口爆炸而死傷的工人演說時,由攝影師 Alberto Korda 拍下了卡斯楚一旁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身影。這張照片當時並不被報社採用,卻在七年後當格瓦拉在一場玻利維雅游擊運動裡被殺後,成了古巴人民的烈士象徵。英國 V&A Museum 在 2006 年 Che Guevara: Revolutionary and Icon 展覽時,表示 Alberto Korda 拍下這張照片是因為深受格瓦拉強烈的表情啟發,他堅定的眼神隱藏著「encabronado y dolente(憤怒與痛苦)」,Alberto Korda 如此形容。而後這張照片在世界各地廣為流傳,成了反動與革命(延伸閱讀:V&A 當季展覽 《反叛與音樂》(You Say You Want a Revolution: Rebels and Records 1966-1970)的一種文化象徵,也是至今被流行文化複製、再創作最多的照片之一。


Guerillero Heroico, 1960, Alberto Korda
1960 年 3 月,當時古巴革命領導人卡斯楚(Fidel Castro)在哈瓦那為悼念港口爆炸而死傷的工人演說時,由攝影師 Alberto Korda 拍下了卡斯楚一旁的切.格瓦拉(Che Guevara)身影。這張照片當時並不被報社採用,卻在七年後當格瓦拉在一場玻利維雅游擊運動裡被殺後,成了古巴人民的烈士象徵。英國 V&A Museum 在 2006 年 Che Guevara: Revolutionary and Icon 展覽時,表示 Alberto Korda 拍下這張照片是因為深受格瓦拉強烈的表情啟發,他堅定的眼神隱藏著「encabronado y dolente(憤怒與痛苦)」,Alberto Korda 如此形容。而後這張照片在世界各地廣為流傳,成了反動與革命(延伸閱讀:V&A 當季展覽 《反叛與音樂》(You Say You Want a Revolution: Rebels and Records 1966-1970)的一種文化象徵,也是至今被流行文化複製、再創作最多的照片之一。

Dovima with elephants, evening dress by Dior, Cirque d’Hiver, Paris, August 1955, 1955, Richard Avedon
50 至 60 年代,當時尚攝影依然以靜止、完美的站姿呈現於世人眼前,攝影師 Richard Avedon 給了另一種看待時尚的視野。這是 Richard Avedon 替 Harper’s Bazaar 九月號拍攝模特 Dovima——當時兩人在各自領域已是佼佼者——的照片,Dovima 身穿 Dior 的禮服(還是 Yves Saint Laurent 所設計的第一件 Dior 禮服),轉身伸手撫摸身後的兩隻大象,靜止卻呈現流暢的動態感,與大象的龐大、力量融合成和諧而唯美的畫面。顛覆當時的時尚美感呈現:模特不該只為呈現服裝的華美——並不只是衣服造就穿衣的人們,人們也造就服裝的表現。

Dovima with elephants, evening dress by Dior, Cirque d’Hiver, Paris, August 1955, 1955, Richard Avedon
50 至 60 年代,當時尚攝影依然以靜止、完美的站姿呈現於世人眼前,攝影師 Richard Avedon 給了另一種看待時尚的視野。這是 Richard Avedon 替 Harper’s Bazaar 九月號拍攝模特 Dovima——當時兩人在各自領域已是佼佼者——的照片,Dovima 身穿 Dior 的禮服(還是 Yves Saint Laurent 所設計的第一件 Dior 禮服),轉身伸手撫摸身後的兩隻大象,靜止卻呈現流暢的動態感,與大象的龐大、力量融合成和諧而唯美的畫面。顛覆當時的時尚美感呈現:模特不該只為呈現服裝的華美——並不只是衣服造就穿衣的人們,人們也造就服裝的表現。
The Pillow Fight, 1964, Harry Benson
「我原本要去烏干達替 Daily Express 拍一組新聞,但在最後一刻,他們叫我去巴黎拍 Beatles。我一直將自己視為嚴肅正經的攝影記者,我知道 Baetles 是誰,而我那時並不想跟著一個樂團到處跑。」 Glassgow 出生的攝影師 Harry Benson,一開始一點也不想拍來自利物浦的 Beatles;但編輯告訴他,不管他願不願意他都必須去。於是他去了,而這趟旅程也改變了他對音樂報導的想法。「Paul 剛喝了白蘭地——他總是點昂貴的酒喝;而這時 John 從他背後躡手躡腳拿起枕頭砸向他——那瞬間所有事物都飛起來了。」這張照片捕捉了四個大男孩的真摯與無戒心——也許是他們肆無忌憚、純真樣貌的最後一個畫面。「我一生中拍攝了許多照片,其中有許多我都希望能再拍一次。但這張照片不在其中,我不知道當時我是怎麼完成,將它拍得如此好。我猜,也許是因為我當時也很年輕。」


The Pillow Fight, 1964, Harry Benson
「我原本要去烏干達替 Daily Express 拍一組新聞,但在最後一刻,他們叫我去巴黎拍 Beatles。我一直將自己視為嚴肅正經的攝影記者,我知道 Baetles 是誰,而我那時並不想跟著一個樂團到處跑。」 Glassgow 出生的攝影師 Harry Benson,一開始一點也不想拍來自利物浦的 Beatles;但編輯告訴他,不管他願不願意他都必須去。於是他去了,而這趟旅程也改變了他對音樂報導的想法。「Paul 剛喝了白蘭地——他總是點昂貴的酒喝;而這時 John 從他背後躡手躡腳拿起枕頭砸向他——那瞬間所有事物都飛起來了。」這張照片捕捉了四個大男孩的真摯與無戒心——也許是他們肆無忌憚、純真樣貌的最後一個畫面。「我一生中拍攝了許多照片,其中有許多我都希望能再拍一次。但這張照片不在其中,我不知道當時我是怎麼完成,將它拍得如此好。我猜,也許是因為我當時也很年輕。」
相較於繪畫,攝影是本相對年輕的世界輪廓描寫或速寫筆記,是光線保存的魂魄。從最初對繪畫的效仿,像是朝繪畫裡「理想中的美」而努力學步的幼兒;隨著科學與技術的發展,比起繪畫,相紙上呈現的真實、可辨認特質與即時性,讓攝影跳脫服侍繪畫藝術理想美感的框架,成了現今最龐大的人文與科學資料庫。照片或老舊泛黃、或在網路上流傳,即便時代巨輪輾壓,那些現實生活已然消逝或依然存在的場景、人物、眼神,卻在一張張畫面堆疊裡繼續喃喃囈語或無語咆哮——那是保存在過去與現在之間的一處凝結點,將社會不可擋的蛻變陣痛、歷史的啟示、人類的集體經驗、夢境、情感與一瞬浮現的靈光,輕聲捧起,細細訴說。
Lunch Atop a Skyscraper, 1932, Unkown
11 個工人坐在建造中的大樓鋼鐵筋骨上吃著午餐——這或許是最充滿趣味也最危險的午餐休息時間,他們拿著手中的飯盒聊天、抽煙,像是忘記自己坐在離地面 840 英尺上的高空那般怡然自得。拍下這張照片的攝影師依然是個謎,多數人推測可能出自當時知名的攝影師 Charles C. Ebbets、Thomas Kelley 或 William Leftwich 之手。這張照片不僅是當時紐約鋼鐵工人的勇氣象徵,也描述著一個時代裡建造城市的小人物精神。鋼鐵工人們多數為移工,來自印度、愛爾蘭等等各地的移民,是打造大蘋果現今摩登形象的幕後推手。「夢想打造的水泥城市」,移工們追尋著自己的美國夢,也造就了一個城市的繁華蓬勃。

Lunch Atop a Skyscraper, 1932, Unkown
11 個工人坐在建造中的大樓鋼鐵筋骨上吃著午餐——這或許是最充滿趣味也最危險的午餐休息時間,他們拿著手中的飯盒聊天、抽煙,像是忘記自己坐在離地面 840 英尺上的高空那般怡然自得。拍下這張照片的攝影師依然是個謎,多數人推測可能出自當時知名的攝影師 Charles C. Ebbets、Thomas Kelley 或 William Leftwich 之手。這張照片不僅是當時紐約鋼鐵工人的勇氣象徵,也描述著一個時代裡建造城市的小人物精神。鋼鐵工人們多數為移工,來自印度、愛爾蘭等等各地的移民,是打造大蘋果現今摩登形象的幕後推手。「夢想打造的水泥城市」,移工們追尋著自己的美國夢,也造就了一個城市的繁華蓬勃。
Boat of No Smiles, 1977, Eddie Adams
難民的困境,對我們來說也許更像時事新聞裡的一個數字,而非令人真正在意的殘酷發生。1977 年的感恩節,攝影師 Eddie Adams 拍下了這張照片,那是泰國海邊,一艘載滿來自越南難民的漁船。Eddie Adams 最廣為人知的照片,是那張獲普立茲獎、於 1968 年在越南拍下的 Saigon Execution(也在時代雜誌此次選出的 100 張作品中);然而,對他自己而言,他卻更想以 Boat of No Smiles 被世人記得;「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沒有人笑過,就連孩子也是。」因為這張照片,讓當時的美國政府在 1978 至 1981 年間開啟國門,伸手幫助越南難民。他告訴 News Photographer magazine 的編輯 Donald R. Winslow,他不想「Eddie Adams,以其具指標性的越南攝影作品 Saigon Execution 聞名」作為自己的訃聞,他更想以這張作品,以及他拍下的幾百張、營養不良孩童的面孔,而被世人記得。「Saigon Execution 奪走了一個人類的生命,而 Boat of No Smiles 卻改變了 20 萬難民的命運。」


Boat of No Smiles, 1977, Eddie Adams
難民的困境,對我們來說也許更像時事新聞裡的一個數字,而非令人真正在意的殘酷發生。1977 年的感恩節,攝影師 Eddie Adams 拍下了這張照片,那是泰國海邊,一艘載滿來自越南難民的漁船。Eddie Adams 最廣為人知的照片,是那張獲普立茲獎、於 1968 年在越南拍下的 Saigon Execution(也在時代雜誌此次選出的 100 張作品中);然而,對他自己而言,他卻更想以 Boat of No Smiles 被世人記得;「那是我人生第一次沒有人笑過,就連孩子也是。」因為這張照片,讓當時的美國政府在 1978 至 1981 年間開啟國門,伸手幫助越南難民。他告訴 News Photographer magazine 的編輯 Donald R. Winslow,他不想「Eddie Adams,以其具指標性的越南攝影作品 Saigon Execution 聞名」作為自己的訃聞,他更想以這張作品,以及他拍下的幾百張、營養不良孩童的面孔,而被世人記得。「Saigon Execution 奪走了一個人類的生命,而 Boat of No Smiles 卻改變了 20 萬難民的命運。」

Leap into Freedom, 1961, Peter Leibing
1961 年,柏林圍牆建起之前,東德與西德僅以鐵絲路障劃分區隔;當東德士兵 Hans Conrad Schumann 駐守在邊境,西德的人群朝他大喊「過來這裡」,而 Hans Conrad Schumann 雖然回應他們「不想賠上自己的性命」,卻突然躍過了路障朝他們奔去。攝影師 Peter Leibing 拍下了這張照片,剛好捕捉到 Schumann 飛越騰空的一瞬間,成了接下來世界表徵追求自由的經典作品。然而因其廣泛流傳,卻也促使柏林圍牆的建造,而 Schumann 一生深受自己造成的後果後悔不已,他曾表示自己只有在 1989 年 11 月之後(柏林圍牆倒塌的那天),自己才真正自由。

Leap into Freedom, 1961, Peter Leibing
1961 年,柏林圍牆建起之前,東德與西德僅以鐵絲路障劃分區隔;當東德士兵 Hans Conrad Schumann 駐守在邊境,西德的人群朝他大喊「過來這裡」,而 Hans Conrad Schumann 雖然回應他們「不想賠上自己的性命」,卻突然躍過了路障朝他們奔去。攝影師 Peter Leibing 拍下了這張照片,剛好捕捉到 Schumann 飛越騰空的一瞬間;成了接下來世界表徵追求自由的經典作品。然而因其廣泛流傳,卻也促使柏林圍牆的建造,而 Schumann 一生深受自己造成的後果後悔不已,他曾表示自己只有在 1989 年 11 月之後(柏林圍牆倒塌的那天),自己才真正自由。
The Burning Monk, 1963, Malcolm Browne
1963 年 6 月,攝影師 Malcolm Browne 在越南胡志明市拍下這張佛教僧侶為抗議政府迫害而發起的自焚事件。他在越南常駐了幾年,關注著佛教與越南政府之間的議題。「某天,僧侶們打給我們這些外國記者,告訴我們他們要抗議,有『大事』要發生。大多數的記者對佛教與政府間的議題一直持續已經感到無聊了,選擇忽視它,但我知道他們這次並不是虛張聲勢。」Malcolm Browne 在 2011 年時代雜誌編輯 Patrick Witty 的採訪中解釋,一輛車開來,三個僧侶——兩個年輕,一個年老——下車,往十字路口走去。「當年老的僧侶坐定,年輕的僧侶將裝滿汽油的塑膠桶朝他身上淋下,他便點燃火柴,丟在自己的大腿上,然後被火焰吞噬了。他沒有痛苦地喊叫,臉上的表情非常平靜,直到完全黑化為止。」這張照片立刻流傳到世界各地,成為後來越南運動的象徵,也讓西方國家開始關注著越南的議題。


The Burning Monk, 1963, Malcolm Browne
1963 年 6 月,攝影師 Malcolm Browne 在越南胡志明市拍下這張佛教僧侶為抗議政府迫害而發起的自焚事件。他在越南常駐了幾年,關注著佛教與越南政府之間的議題。「某天,僧侶們打給我們這些外國記者,告訴我們他們要抗議,有『大事』要發生。大多數的記者對佛教與政府間的議題一直持續已經感到無聊了,選擇忽視它,但我知道他們這次並不是虛張聲勢。」Malcolm Browne 在 2011 年時代雜誌編輯 Patrick Witty 的採訪中解釋,一輛車開來,三個僧侶——兩個年輕,一個年老——下車,往十字路口走去。「當年老的僧侶坐定,年輕的僧侶將裝滿汽油的塑膠桶朝他身上淋下,他便點燃火柴,丟在自己的大腿上,然後被火焰吞噬了。他沒有痛苦地喊叫,臉上的表情非常平靜,直到完全黑化為止。」這張照片立刻流傳到世界各地,成為後來越南運動的象徵,也讓西方國家開始關注著越南的議題。

V-J Day in Times Square, 1945, Alfred Eisenstaedt
1945 年 8 月 14 日,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攝影師 Alfred Eisenstaedt 在紐約時代廣場上拍下了這張照片:一個水手擁抱親吻著一個萍水相逢的護士。在漫長的二次世界大戰苦難之後,Alfred Eisenstaedt 用這畫面訴說了一個時代陣痛完結的故事。世界共有的傷痛之外,在終結時,我們依然記得微笑與擁抱。

V-J Day in Times Square, 1945, Alfred Eisenstaedt
1945 年 8 月 14 日,當第二次世界大戰宣告結束,攝影師 Alfred Eisenstaedt 在紐約時代廣場上拍下了這張照片:一個水手擁抱親吻著一個萍水相逢的護士。在漫長的二次世界大戰苦難之後,Alfred Eisenstaedt 用這畫面訴說了一個時代陣痛完結的故事。世界共有的傷痛之外,在終結時,我們依然記得微笑與擁抱。
這挑選 100 張的過程裡,許多影像背後的故事被重新閱讀、審視;它們之所以被視為最具影響力,因為見證著歷史的關鍵時刻,形塑當代思考方式——就在那瞬間攝影師用觀景窗的凝視、用光寫下的一筆,自此讓我們與一個個時代,彼此回望一輩子。
看完整 The Most Influential Images of All Time 故事。
All Images via The Most Influential Images of All Tim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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