適逢 2017 台北電影節即將展開,Polysh 在書寫、音樂、表演藝術與攝影等等領域,邀請幾位愛看電影的創作人,談談他們心中的「電影之愛」。一天一位創作人挑片,分享他們如何「看電影」。
同樣以影像創作,電影和攝影的關係非常密切,甚至互相影響著彼此。攝影師張雍(Simon Chang),2003 年起旅居東歐,目前落腳在巴爾幹半島上的斯洛維尼亞。長期以深度人文故事、人們在不同環境裡的狀態為其創作主軸,現在往返於台北和歐洲兩地工作與生活,持續以文字和影像搜集著故事。今年最新出版的攝影集《月球背面的逃難場景》,為 2015 年難民潮過境歐洲時,張雍前往斯洛維尼亞與克羅埃西亞邊境,以及斯洛維尼亞至奧地利邊境難民潮中央的近距離影像紀錄。這次更有幸邀請到張雍,與我們一同聊聊自己是如何從最開始的電影之路走入攝影,又怎麼看待兩者之間的關係,以及自己對於電影持續至今的熱愛。
生命的本質本來就是最精彩的電影。電影一秒有 20 格,一天有 24 小時,人的一生如果換算成底片,是可以繞地球 24 圈的長度。每個人都選擇以自己的方式,演繹自己的電影。
張雍 Simon Chang,2003 年起旅居捷克布拉格,目前以巴爾幹半島上的斯洛維尼亞為創作據點。聚焦於被主流社會忽略的社會邊緣人,張雍陸續拍攝全中歐規模最大的精神病院、鄉下獵人、傳統捷克馬戲團、匈牙利吉普賽村落、捷克 A 片工業等等故事。目前於學學文創進行《左心房 右心室》個展,展出旅居歐洲 14 年來,以歐洲、斯洛維尼亞為故事的近 300 幅作品。Photography © 小日子 / 阮璽
張雍 Simon Chang,2003 年起旅居捷克布拉格,目前以巴爾幹半島上的斯洛維尼亞為創作據點。聚焦於被主流社會忽略的社會邊緣人,張雍陸續拍攝全中歐規模最大的精神病院、鄉下獵人、傳統捷克馬戲團、匈牙利吉普賽村落、捷克 A 片工業等等故事。目前於學學文創進行《左心房 右心室》個展,展出旅居歐洲 14 年來,以歐洲、斯洛維尼亞為故事的近 300 幅作品。Photography © 小日子 / 阮璽
生命的本質本來就是最精彩的電影。電影一秒有 20 格,一天有 24 小時,人的一生如果換算成底片,是可以繞地球 24 圈的長度。每個人都選擇以自己的方式,演繹自己的電影。
生命的本質本來就是最精彩的電影。電影一秒有 20 格,一天有 24 小時,人的一生如果換算成底片,是可以繞地球 24 圈的長度。每個人都選擇以自己的方式,演繹自己的電影。
電影 v.s 攝影,「就像電影情節般,一切像是被安排好的。」
「我覺得攝影與電影製作最大差別在於,攝影必需要一個人來完成,可以說是極度孤單的工作。而電影的作業流程完全不一樣,是要一個大團隊,很多人的規模。對我來說我的拍攝對象都是我的團隊,所以拍攝對我來說再也不孤單。我喜歡『人』的故事,拍攝時都會去想誠不誠懇?深不深刻?在拍攝難民營時,我到現場很多時間都不在拍攝,做了很多與攝影師無關的工作,也涉入了許多故事,有些偶遇。在那裡是比電影場景還更電影的場景,就好像柯波拉在《現代啟示錄》(Apocalypse Now)的拍攝現場一樣,到處都是人群,有直升機。」透過攝影,張雍認為就在建立關係,拍照不是最重要的事;最重要的是你跟那些人的關係,怎麼讓拍攝對象感到自在,怎樣跟那些新朋友一起去享受過程。每按一次快門,就問自己一次問題:「你是誰?你在哪裡?你跟被拍的人的關係是什麼?」他認為好的攝影作品,就是能把裡外的人都連結在一起,這也是好電影同樣能做到的事情。
當兵後,張雍便自行找了志工團前往捷克旅行,「那種新鮮感,從來沒有看過跟你不一樣的人。雙方都有溝通的意願與渴望,找到一些屬於人的共通性——超越各種性別、國籍的共通性。第一次印象總是深刻的。當時對東歐的回憶很美好,很想再回去。」回台後開始在「長澍視聽傳播」工作,跟資深廣告導演謝屏翰學習,「但在那裡每天都沒有自己的生活,很消耗;然後就跟電影情節一樣,工作完打開抽屜整理文件,當時在旅遊當地朋友給我的布拉格電影學院(FAMU)簡章,那半年我一直都留著。我很喜歡找尋跡象,我也相信那些跡象便是在引導我生命的東西。就算自己看了很多歐洲的電影,讀了很多文學,但如果想要拍電影還是要回到自身生命經驗。錯過了當時導演系的申請,在學校建議之下轉入了平面攝影組。布拉格很美,我拍照拍很多,也常去附近東歐國家旅行。平面攝影系教授 Viktor Kolář 跟我說:『你才待一年很可惜,希望你可以留下來』。」於是從原本的半年東歐旅行,到最終就讀布拉格電影學院攝影系碩士班,可以說一路上被命運牽引,張雍與我們訪談時回憶:「就像電影情節般,一切像是被安排好的。」
愛上電影的時刻,將「電影」實踐在「攝影」
談起台北電影節,張雍笑說:「從台北電影節的第一年我就在參加了,我記得場地中山堂,將近是 20 年前的台北電影節。 」自己本身是輔大影像傳播系畢業,最早接觸電影可能是從高中當臨演的經驗。當時就讀建中夜校的張雍,回想起來有天降旗現場出現了許多黑衣人,然後校務主任就把他找去談話,說導演相中他當臨演拍攝公益廣告影片。到頭來張雍對演戲倒沒這麼感興趣,他說每次在片場都是與幕後劇組人員的聊天感覺比較真實。從高中開始去各大片場打工,到大學時期更曾在侯孝賢的電影《海上花》中飾演一名「朱淑人」的小角色。「當時就只有簡單面談一下,侯導說要學上海話。我沒有太多演戲經驗,覺得是種玩票的嘗試。 導演從選角中,也可以從你身上找到特質去呼應那角色。在拍攝現場看到許多專業的燈光架設,置身於如此具有氣氛與規模的電影場景,非常過癮。」張雍回憶道。
「我常覺得如果喜歡一個電影導演,那就要找出他的第一部作品來看——那是一個初衷,在那之後,他可能開始其他的延伸了。我自己擔任編導、攝影的輔仁大學畢業製作短片——《曝光過度(Overexposure)》 ,關於一個攝影師的故事,探討攝影的真實性。短片的想法來自這世界上有兩種人,醫生與病人。到底誰是醫生?誰是病人?有些人是醫生或有些人是病人。」畢業製作的短片看似預言了張雍的攝影生涯,但他也從未遠離過電影,在布拉格經常幫忙國際學生一起拍電影,也一直在寫劇本。「我當時把拍照當作拍電影的暖身,如同收集說故事的分鏡表。電影膠卷一秒 24 格,差不多一卷底片的份量。電影本身也就是這一格一格底片的剪接排列。我覺得所謂『電影感』的東西,是你沒有辦法看一張照片就感受到什麼,而是需要當下在那裡感受氛圍,觀看一系列作品。我也鼓勵觀眾以電影的時間來看我的攝影作品。而這份我剛開始以為蒐集電影素材與靈感的功課,便持續了 14 年,在這之中便與許多真實角色接觸。現在這階段我覺得比起創作虛擬角色,更喜歡去了解真實角色,對我來說更有趣。」
2017 台北電影節期待的作品
一是《阿尼》。因為去年我也曾拍攝過克羅埃西亞漁夫的故事。台灣島其實環海,但台灣人多半都跟海洋的關係很薄弱;西邊海峽黑水溝,東邊的太平洋都是險峻的,漁夫透過風就可以讀出各種訊息。在台灣很少看到類似題材的電影,所以我也很好奇到底誰在台灣的漁船上工作?
一是《阿尼》。因為去年我也曾拍攝過克羅埃西亞漁夫的故事。台灣島其實環海,但台灣人多半都跟海洋的關係很薄弱;西邊海峽黑水溝,東邊的太平洋都是險峻的,漁夫透過風就可以讀出各種訊息。在台灣很少看到類似題材的電影,所以我也很好奇到底誰在台灣的漁船上工作?
《阿尼》|鄒隆娜|2017 台北電影節「台北電影獎」短片入圍。停泊在高雄前鎮漁港,一艘艘大型漁船之中,菲律賓籍漁工阿尼跟他的夥伴,週而復始地處理著一箱箱濕腥黏膩的漁貨。早已習慣輪轉在各艘漁船上工作,海上飄盪的日子比著陸時間還多,唯有船艙裡一個屬於自己、陰暗狹窄的小空間,貼著阿尼夢想中的純白洋房,提醒他為家鄉等待的女友和親人堅持下去。
二是奧地利導演 Michael Haneke 的《大快人心》(Funny Games)。這是一部很奧地利的電影。捷克在北邊跟奧地利有接軌,所以也有機會了解他們這國家,在美麗風景之下其實有著疏離、兇殘、殘暴等落差與反差。
二是奧地利導演 Michael Haneke 的《大快人心》(Funny Games)。這是一部很奧地利的電影。捷克在北邊跟奧地利有接軌,所以也有機會了解他們這國家,在美麗風景之下其實有著疏離、兇殘、殘暴等落差與反差。
《大快人心》|Michael Haneke|2017 台北電影節「經典重現」。一家三口和樂融融到湖邊度假,卻不知在兩個彬彬有禮的年輕人上門後,一場冷血無情的遊戲正等著他們。與《發條橘子》、《閃靈殺手》齊名的影史名作,毫無憐憫的冰冷鏡頭,令人坐立難安,試探觀者觀影底限;冷酷大師漢內克不僅顛覆傳統,更挑釁觀眾──到底你我是視覺暴力的受害者,還是享受旁觀的嗜血共犯?20週年紀念,原汁原味重現。
三是焦點影人義大利導演尤里.安卡拉尼(Yuri Ancarani)的一系列電影作品。我對他很感興趣,透過影展我也喜歡找些比較奇怪,非院線片能看到的東西來看。
三是焦點影人義大利導演尤里.安卡拉尼(Yuri Ancarani)的一系列電影作品。我對他很感興趣,透過影展我也喜歡找些比較奇怪,非院線片能看到的東西來看。
《礦世巨作》|Yuri Ancarani|2017 台北電影節「經典重現」。義大利貝多伊山區,如科幻場景般的露天採石場,一名赤裸上身的男子調度著機器將雪白巨石移除,他的動作和表情緩慢而堅定,如同一名莊嚴、嫻熟的樂隊指揮,在此,人與機器及自然間的互動關係得到了優雅的表達。
而談到喜歡的導演,是否也影響著自己創作的形式,張雍表示:「我喜歡的導演,像是 David Lynch、Wim Wenders 等,都成為我看世界的角度與問問題的方式。一個人喜歡吃的東西、聽的音樂,都會成為作者的美學或說故事的方式。」近期印象最深刻的電影則是兩年前,關於猶太人在集中營的匈牙利電影《索爾之子 》(Son of Saul),「開場兩分鐘的長鏡頭,攝影機跟著主角走了五分鐘。是部類紀錄片的劇情片,看完非常的震撼。」
身為兩個女兒的父親,張雍更是提出一個有趣的想法——台北電影節也許未來能規劃出親子闔家觀賞的電影單元。張雍先前帶女兒去電影院的心得,便是立志不要再看好萊塢的卡通影片,「那是種誇張的文化侵略,只有壞人與好人的二元對立論,不該以這方式跟小朋友講故事的。我們當地很流行木偶劇,講故事的方式更適合小朋友,也是歐洲傳統文化的一部分,許多劇本以繪本改編而成。而台灣許多兒童節目,常常把小朋友當笨蛋,沒有劇情沒有深度,只是作為父母親忙碌的廉價替代。如果有接觸精彩的木偶劇場,便會對類似劇盒內的東西感到好奇,繼而被啟發。我女兒也開始繪製自己的分鏡圖,並以鞋盒為舞台創作自己的故事。」張雍感嘆台灣是電視文化格外強烈的地方,又被好萊塢侵略,島上多數人對於電影,依然只停留在娛樂,或許距離閱讀還有段距離,轉換胃口是有些困難,於是也難談電影。他更笑說,在可以當文青的年紀看電影或許已經來不及了,電影在更小的時候就應該融入生活,一起看電影應該是家庭的閱讀習慣。透過電影了解故事,可以視為一種閱讀的延伸,不要低估小朋友觀影智商與理解能力,「生命的本質本來就是最精彩的電影。電影一秒有 20 格,一天有 24 小時,人的一生如果換算成底片,是可以繞地球 24 圈的長度。每個人都選擇以自己的方式,演繹自己的電影。」
All Movie Images Courtesy of Taipei Film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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談起台北電影節,張雍笑說:「從台北電影節的第一年我就在參加了,我記得場地中山堂,將近是 20 年前的台北電影節。 」自己本身是輔大影像傳播系畢業,最早接觸電影可能是從高中當臨演的經驗。當時就讀建中夜校的張雍,回想起來有天降旗現場出現了許多黑衣人,然後校務主任就把他找去談話,說導演相中他當臨演拍攝公益廣告影片。到頭來張雍對演戲倒沒這麼感興趣,他說每次在片場都是與幕後劇組人員的聊天感覺比較真實。從高中開始去各大片場打工,到大學時期更曾在侯孝賢的電影《海上花》中飾演一名「朱淑人」的小角色。「當時就只有簡單面談一下,侯導說要學上海話。我沒有太多演戲經驗,覺得是種玩票的嘗試。 導演從選角中,也可以從你身上找到特質去呼應那角色。在拍攝現場看到許多專業的燈光架設,置身於如此具有氣氛與規模的電影場景,非常過癮。」張雍回憶道。
(電影 v.s 攝影)當兵後,張雍便自行找了志工團前往捷克旅行,「那種新鮮感,從來沒有看過跟你不一樣的人。雙方都有溝通的意願與渴望,找到一些屬於人的共通性——超越各種性別、國籍的共通性。第一次印象總是深刻的。當時對東歐的回憶很美好,很想再回去。」回台後開始在「長澍視聽傳播」工作,跟資深廣告導演謝屏翰學習,「但在那裡每天都沒有自己的生活,很消耗;然後就跟電影情節一樣,工作完打開抽屜整理文件,當時在旅遊當地朋友給我的布拉格電影學院(FAMU)簡章,那半年我一直都留著。我很喜歡找尋跡象,我也相信那些跡象便是在引導我生命的東西。就算自己看了很多歐洲的電影,讀了很多文學,但如果想要拍電影還是要回到自身生命經驗。錯過了當時導演系的申請,在學校建議之下轉入了平面攝影組。布拉格很美,我拍照拍很多,也常去附近東歐國家旅行。平面攝影系教授 Viktor Kolář 跟我說:『你才待一年很可惜,希望你可以留下來』。」於是從原本的半年東歐旅行,到最終就讀布拉格電影學院攝影系碩士班,可以說一路上被命運牽引,張雍與我們訪談時回憶:「就像電影情節般,一切像是被安排好的。」
「我常覺得如果喜歡一個電影導演,那就要找出他的第一部作品來看——那是一個初衷,在那之後,他可能開始其他的延伸了。我自己擔任編導、攝影的輔仁大學畢業製作短片——《曝光過度(Overexposure)》 ,關於一個攝影師的故事,探討攝影的真實性。短片的想法來自這世界上有兩種人,醫生與病人。到底誰是醫生?誰是病人?有些人是醫生或有些人是病人。」畢業製作的短片看似預言了張雍的攝影生涯,但他也從未遠離過電影,在布拉格經常幫忙國際學生一起拍電影,也一直在寫劇本。「我當時把拍照當作拍電影的暖身,如同收集說故事的分鏡表。電影膠卷一秒 24 格,差不多一卷底片的份量。電影本身也就是這一格一格底片的剪接排列。我覺得所謂『電影感』的東西,是你沒有辦法看一張照片就感受到什麼,而是需要當下在那裡感受氛圍,觀看一系列作品。我也鼓勵觀眾以電影的時間來看我的攝影作品。而這份我剛開始以為蒐集電影素材與靈感的功課,便持續了 14 年,在這之中便與許多真實角色接觸。現在這階段我覺得比起創作虛擬角色,更喜歡去了解真實角色,對我來說更有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