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情會容納、映照和放大性別在經濟上和感情關係中的陷阱。愛情如此誘人，也在於它總是隱藏和美化性別關係中深層的不平等。」——Eva Illouz，《Why Love Hurts: A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
「官夫人」，人群眾語境建構的困境：《來自爪哇的女人》
亞伊年輕、尚未開始自我探索的生命，經父親一場單純無知的交易，被賣作「嫁給荷蘭官員的爪哇女人」。官夫人的尊貴給了亞伊一絲希望，她期盼能從性別和種族弱勢中覓得雪恥和翻身的機會。「既然我父親像貨品般賣了我，那就成為最昂貴，別人買不起的貨品！」她閱報、讀書，和律師討論自己的權利。工人階級、宗教團體甚至抗議民眾，都希望能夠獲得官夫人的幫助；「官夫人」，人人喊著，人群語境捧著也暗罵著的字眼——他們聽命於亞伊，只因為聽命於她的身份——那是她閃耀的頭銜，也是父權體制強烙在亞伊身上的註解。從此，她如何努力建構、打造自我價值，都必須依附在這個身份之下。亞伊或許明白自己只是被這些人利用的聽眾，因此她寫信給作家，希望在被大歷史背叛和遺棄之前，找到替她發聲的盟友。
軟弱且垂死的荷蘭丈夫生日，位置固定的鏡頭對準亞伊，看沈穩莊重的她張羅一切，接待形形色色的客人。一鏡到底的長鏡頭，突顯亞伊被長期凝視的壓迫感——那是一條封鎖線，阻擋我們靠近她的機會，暗示著亞伊生理上、心理上受制的空間。工廠員工、殖民政府官員、律師、宗教團體…..在這聲音多元紛雜的客廳，最尊貴的價值是獨立而且被尊重的話語權。殖民者向殖民地朗誦所謂的法律和正義，亞伊腳邊傳來檯面下被忽略的聲音——她的聲音和故事，只能藉由作家來訪的契機抒發，卻是整部電影最有震撼力的一幕。
殖民國欺壓著被殖民地、男性欺壓女性的歪斜，在亞伊的客廳不斷滑稽上演，卻沒有解答。最後，殖民者單向的意志，粗暴地直搗她試圖維護和建立的自尊；緊閉的門被迫敞開，亞伊的身份如空蕩的房子和丈夫的健康般搖搖欲墜。片末令人屏息的漫長死寂。亞伊踩著柔軟婀娜的舞步，手中的槍輕緩地擺動，氣勢消成一聲空洞的槍響。
就如 HBO 電視劇《西方極樂世界》裡訴說般的弔詭，「音樂無法反抗創造它的鋼琴」，憑恃著父權體制給的身份，又怎麼能夠反抗體制本身？客廳作為群眾紛擾、參雜謊言的話語空間，亞伊該如何拿回自己的身份？而她的身份又該是什麼？坐在傾聽各方聲音、她的沙發上，但原本熱鬧的客廳此時只剩下自己，不知道自己該是什麼的自己。各方端給她的問題和煩惱都可以被粗暴地解決，但是亞伊的自我價值，仍然無解。
父權體制裡的婚姻密室：《惡女馬克白》
凱薩琳一襲寶藍色的禮服像一朵沈重的雲，漂遊在黯淡無光的家裡；她是屋內最沈重的裝飾品。她的作息和穿著按表操課，而時間像安靜的灰塵落在肩上，隨著她打瞌睡的頓點震盪、落下。愛好戶外和新鮮空氣的凱薩琳，現在只剩四面窗框那麼大的世界可以觀望。她的喜惡、興趣被剔除，整個生命擠壓進一件整齊美觀的馬甲和裙框裡。但那些被丈夫和公公丟棄的、不被接受的面向，不會就此乖乖躺在黑暗之處；它們汩汩冒泡而沉入無意識底，等到時機一來，就要隨心所欲地宣洩出去。而那個時機，正巧隨丈夫出遠門時蒞臨凱薩琳門前。
《惡女馬克白》，改拍自俄國作家列斯科夫短篇小說《莫桑斯克的馬克白夫人》，也讓人聯想到莎士比亞名劇《馬克白》裡的的馬克白夫人。莎士比亞的馬克白夫人厭惡、唾棄那些軟弱、拖住自己的陰性特質，努力攀上父權體制的高位，卻因飽受道德良心譴責而重重摔落。《惡女馬克白》的凱薩琳，貌似同樣冷血、殘酷，但驅策她的不是模仿父權體制的權力地位，而是最陰柔、非理性的哥德式愛情。
凱薩琳在囚禁她的家中，施了一場名為愛情的「瘟疫」，要所有在父權體制裡壓迫她的人一起陪葬這場交易來的婚姻。法國社會學家 Eva Illouz 寫道，愛情會容納、映照和放大性別在經濟上和感情關係中的陷阱。愛情如此誘人，也在於它總是隱藏和美化性別關係中深層的不平等。（出自 《Why Love Hurts: A Sociological Explanation》）凱薩琳的愛情並不是扎實的感情，它是面照妖鏡，映照出丈夫和公公的專制和暴力，放大凱薩琳心中殘破，一份以自由為餌的陷阱。
片末，凱薩琳走回已成空城的屋子，坐回她的標準沙發位置。她踩著血淋淋的步伐要拆掉這座婚姻密室，但每一步都陷入更深一層的地獄，像相互牽連的迴圈。當她拆下最後一面牆，卻發現自己面對一開始出發的原點，孤零零一個人。惡女馬克白中的惡不是凱薩琳對愛情和自由的狂嗜，而是在父權體制下的婚姻，對真摯愛情和自由的惡性闕如。
交易裡不存在的自由，走不出的荒漠：《她的故事未完待續》
滾滾風沙吹過美國中部的荒煙蔓草，瘦小的女孩穿著服務生制服健步獨行，前往上班的小餐館。年僅十七歲的凱蒂掙錢養潦倒在家裡的母親，以及去舊金山學美髮的夢想。但這並非美國版的孤女努力記，更不是一位自立自強的陽光少女帶來激勵人心的故事；在這片一望無際的土地上，看不見未來。偌大的空間宛如一座歇業的封閉遊樂場，凱蒂散播著良善、美好和夢想，但身旁的人群早已生鏽不堪。
為了存錢赴舊金山，為了在這座荒涼小鎮擁有移動能力，凱蒂和鎮上有車的男性之間存有一條名為「搭便車」，實為性交易的暗中協議。來來往往的車子像是會移動的次空間，當凱蒂「受邀請」上車，以身體自主權交換金錢和移動自由的同時，其實也被帶有交換意味的邀請綁架。以交易為名的行為看似互惠，但當凱蒂決定不再透過肉體賺錢，幾乎所有的「顧客」都不願尊重她的選擇。身體作為一個人的容器，是讓社會行為滲透入意識的基礎，更是自我與社會相處和溝通的渠道。（John O’nell 《五種身體》）面對這些男性，凱蒂並沒有真正的自主權和界限，她從他們身上獲得的移動能力與方向，永遠只在小鎮裡打轉；無法駛向出口的自身，禁錮離去的實踐能力，「赴舊金山」成了虛渺而追尋不至的期望。
小鎮的運作早已失靈，凱蒂從鎮民身上賺取的金錢更像遊樂園裡的園遊券，在封閉的系統裡逐漸消耗殆盡，走不出遊樂園的閘門。當她獨自走在產業道路上，巨大的卡車從身邊呼嘯而過，那份壓迫感與自身的單薄，像是側寫著她命定般的弱勢。若她所遭遇的事種變相的「職場剝削」，恍然看見交易骨子裡的權力架構；但這架構不單單只是性交易與階級的二元對立，更無所不在地滲透到小鎮的每個角落，在凱蒂與老闆、朋友與家人的互動中相互拉扯；她必須願意看穿、並放棄這份建立在權力架構上的金錢和自由。
片尾，走過無數次的荒漠裡，她第一次伸出手主動攔車——預視著幾乎確定會再次發生的「交易」卻無法預視凱蒂下一步決定行走的方向。她明白自己必須離開這座小鎮，視鎮民不懷好心的善意園遊券為塵土，踏上真正的大路後，義無反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