島嶼上，繁花開盡的苦澀與生命力：當代藝術家柳依蘭專訪

Photography/ Manchi.
畫作/ 柳依蘭，新苑藝術。

「因為我找不到適合自己口味的食物。假如我找到這樣的食物，請相信，我不會這樣驚動視聽，並像你和大家一樣，吃得飽飽的。」——《飢餓藝術家》（Ein Hungerkünstler），1922，Franz Kafka

在藝術界被譽為「傳奇」的台灣當代藝術家柳依蘭，自學繪畫卻驚豔國內外藝壇；作品氛圍濃烈、大器豔麗，古典卻不傳統，畫中人物流露淡淡哀淒之貌，看似絕望，實質堅毅——這獨特的柳式美學，早已自成風格，一眼就能辨認。今年柳依蘭受邀為電影《血觀音》執筆主視覺，承襲片中精神，描摹劇中角色神韻，緊握無愛的未來，一顰一笑盡是心機的相殘亂鬥。在烈艷詭美的圓形畫布上，柳依蘭以畫筆揭露愛與恨，如此沒完沒了的情感輪迴，卻也道盡了人生。

名為人生的修煉場，在藝術與文學裡找到救贖

從 1998 年提起第一支畫筆，非科班也無任何藝術背景，卻將自己全然投身於繪畫當中，柳依蘭從一開始的生澀筆觸到形塑出濃厚個人風格，她的創作核心始終沒有改變——反映這個社會觀看女性的角度，將其咀嚼、內化，而後強烈吐露。既身為女性，也作為一個創作者，將觀察到的社會狀態紀錄下來，再一五一十地藉畫面傾訴，呈現最真誠、最自掏式的創作。「由觀看自己開始，探索挖掘，在碰觸內掏的過程中，將我所見所體會的『女性角度』，一一向世界拋出提問。社會期待下，女人扮演的角色跟自我之間的取捨和平衡，都是我在思考的事情。我的問題也許是許多女性的問題；而我的創作視點——身為一位女性的視點，我想那是與男性截然不同的觀點。」

這樣的創作核心，與她的成長切割不了，都必須從「家庭」談起。年幼時母親離家、成長過程父親逝世，柳依蘭的經歷總硬是多了一分苦澀。而後結婚成家，初嚐美滿家庭的平凡幸福，她卻對生活充滿疑問，「我不甘生活就是如此，就只是工作、家庭。雖然先生很好、孩子乖巧、衣食無缺，但生命就這樣過一輩子好像很沒意義。這沒意義感現在回頭想，也許是來自我父親的早死，對我的人格影響很大；那讓我覺得人生很虛無，似乎一瞬間，就這樣沒了。」

昔日時代，作為傳統東方女性的生命體會，那些難以排解的心中苦澀，她只能以畫、以閱讀抒發；從中觀察自我，探其人生本質意義；感慨著生死無常如曇花，更不願餘生就此平凡。意識到自身站在和命運抗衡的那一端，藝術與文學，便成為她唯一能掙脫塵世束縛的精神寄託。

藝術與文學，為我打開生命的另一扇窗。

「某年第一次讀到卡夫卡的《飢餓藝術家》，我就哭了。十幾年前當時的我，心境大概就是這樣，在那環境裡找不到像我這樣的人，不斷問自己，『為什麼大家可以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可以身心安頓，而我就不行？』」她回顧著，「我就這麼不甘心，覺得自己要的不是這樣，覺得一定要在藝術裡才能得以完成自我，而其他人卻可以這麼從容地安身。所以那時讀到這作品，就覺得幾十年來的疑問與困惑得以理解：『如果世俗普世認同的價值，也是我認同的價值的話，請相信我，我也不會為難自己，我也會吃得飽飽的。』我不是指其他人不好或很輕易，而是每個人安頓身心的方式不同；而我那時在世俗裡找不到我要的食物，所以只能堅持自己的藝術與創作。我想這是文學給我的影響與力量——即便剛開始難以消化。」

「那些已逝世的創作者們，如今還能讀到他們的思想——肉身已死，精神卻傳承。如此超越時間也超越了空間，這樣的『永恆』讓我深深相信著，唯有藝術與人文，思想才能不朽。」作為當代藝術創作者，柳依蘭認為畫作不能只表述情感與美感，還必須承載一種思想，正如文學與閱讀的力量。「當一幅作品被賦予了思想，這思想勢必是你的當下感受，對我來說這就是『當代精神』；若作品沒有任何思想，那麼就不見這年代的任何思維了。」

土壤上繁花開盡，創作上在地精神深根成長

「華麗與苦澀」這充滿對比的視覺衝擊，可說是定義了柳依蘭畫作的風格；畫中人物消靡苦鬱，誇張的五官比例與神情強化，使人物精神態度更為顯著，對比古典華麗的場景、斑斕燦麗的配色，這便是獨特的柳式美學。「藉由這些元素強化情感——我喜歡衝突的美感，共存於畫面裡——像人生有快樂、有愁苦，同時存在喜怒哀樂。想用一張畫布，來詮釋一個悲欣交集的人生。」

而作品總與生活息息相關，畫中人物多是自畫像與家人，此外便是隱喻在地性的脫俗花卉。「繁花貼近土地，不斷努力向陽生長，我覺得這是非常『台灣』的精神。我生長在這島嶼，土地上發生的所有，對我來說都是真實具體，而且必須關懷、記錄的事。」以花為畫題，無論是與人物互動或獨自華麗，盛放情感，自有生命力。

早期作品多繪出在台灣土地生長的花朵，「梔子花、向日葵、松葉牡丹等等。尤其松葉牡丹是一種不知名的小花小草，它雖然叫牡丹花形卻那麼小，匍匐在地上，如此貼近地面。」貼近地面的花朵，不只因為「接地氣」，在泥地上爬衍、打滾的生命，更像是種對這座島嶼生活的熟悉側寫。「另一種喜歡畫的花是日日春。日日春常在一些沒有土的地方——像是石縫裡，突然竄出來，努力朝著太陽開花，努力掙扎活下來。」正因自身亦為市井萬千面孔的一個輪廓，這些生長於島嶼的花朵，讓她充滿共鳴；惜花、憐花再畫花，「畢竟，人的生命就像花一樣去開，再像花一樣謝下。」透過描繪花的輪廓，她也梳理了自身的情感。

而若將自己比擬為花，「我從不覺得自己是耀眼鮮豔的花，反而是樸素淡雅、在角落默默飄香的那種。我應該是白色的花，但並非茉莉那般——畢竟我的企圖心並不小家碧玉，而是冰清純淨的梔子花。」柳依蘭笑著回答。的確，典雅大方，花大而香，內斂不張揚的梔子花，也一如柳依蘭給人的印象。

緊握「無愛的未來」，繪盡《血觀音》面孔

這次首度跨界與電影合作，柳依蘭坦言自己真是全力以赴，才足以享受其中。起初認識電影《血觀音》從文字開始，她將劇本於腦海化為視覺，一面想像一面筆記，與導演楊雅喆、劇組美術團隊來回詳談後，便也抓到了電影想承載的信念。「過去我的創作總是圍繞著自己，可是當要為電影量身打造視覺，就必須思考電影想講述的核心。」執筆前的構思是創作中最困難的階段，代表電影精神的主視覺，也同為片中角色棠寧的畫作；浮華世界之中，三人情感流動如波，如何完美詮釋主視覺——《遙遠的彼岸是彼岸花》，即便執畫筆已數十年，於她依然是個挑戰。

「人像一直是我作品中的靈魂要角。劇中的三位演員——惠英紅、吳可熙、文淇，我上網翻閱三人在舞台上、私底下的各種樣貌，以及各媒體拍攝她們的角度、臉孔與眼神，細細觀察她們的臉形和線條。為了貫穿劇中角色，也向劇組索取演員定裝照，研究 30 年前的時代美學——從服飾和妝髮上的細節，讓自己回到那個年代。」在《遙遠的彼岸是彼岸花》中，三人體態神韻皆不一，棠夫人與棠真分別高攀著手，似捧似抓朝向畫中那朵磅礡絢紅、華麗權貴的「彼岸花」。

彼岸花，地獄之花，傳說中自願前往地獄，遭眾魔遣回，卻不斷徘徊在黃泉路上。眾魔不忍，便同意讓它開在通往地獄的道路旁，給離開人界的靈魂們一個指引與安慰。

「我認為《血觀音》是非常「人世間」的故事，便以此延伸創作。我們在人世間修行，遇上艱難考驗，有時也正是身處『煉獄』的概念，所以選擇彼岸花來象徵電影裡的角色與情感。」此外，彼岸花的另一個傳說——「花葉不相見，開花無葉，生葉無花。」相愛的人難以相見，只能相念——在這幅作品，棠寧的圍巾上有葉，猶如渴求愛的未來，在空氣中飄盪依稀的愛；在柳依蘭眼裡，她是劇中最像彼岸花的象徵。

「當視覺作為一種訴說的語言，我的作品在進入一個空間時，它們整體就是一個大作品；包含週邊陳設，演員身上的服飾色調。如何讓作品與空間相融不突兀，又同時保有個人風格。」從構思到執筆，僅僅一個半月的時間，如此縝密講究，只為呈現看劇本的當下，萌生的那份企圖心；而最後，《遙遠的彼岸是彼岸花》，完美呈現這部電影的精髓所在。

而框住三人的那弧圓，除了直述「家庭」的意象，也隱含著輪迴之意。「當時在畫室與導演碰面，導演瞧見了一張尚未動工的圓畫布；他聊起畫布，說這個『圓』使他想到劇中最後的棠夫人，滿是皺紋的手上掛著一只名貴的玉鐲。」於是在這張圓畫布上，柳依蘭傾注所有精神，不止考量畫作傳遞的意念是否吻合電影，也需思考將畫作擺置於電影場景中，方方面面的所有細節。

從傷痛出發，從創作治癒

長達數十年，柳依蘭不斷透過藝術探求所有，當初那份難以吞嚥的苦澀，如今已修得自我圓滿。藉由畫筆，將自我層層剝解、梳理，在這如同情感的艱困練習裡，她的作品不僅是自我治癒，也引發眾多觀者共鳴——共鳴不只因為那絲苦澀，更因其中不甘遷就的生命力。「我期許自己能為其他人帶來更正面、更好的想法，若我的作品能讓人感到『生命是值得努力』，或是『為自己努力是值得的』，那是我非常樂見的事情。」假使創作者的影響力，可為土地與社會帶來更多好的典範與希望，對她來說就是最美好的藝術影響。

與電影《血觀音》合作後，柳依蘭近期依然馬不停蹄於新苑藝術舉辦個展《凝．關》，梳理過往創作脈絡，從自身對話轉向與觀者互動，透過獨特的女性視野，帶領觀者探其多層面的當代思維。

《凝．關》
新苑藝術 Galerie Grand Siècle/ 台北市松山區八德路三段 12 巷 51 弄 17 號
Opening Hours: Tue-Sun/ 01:00 pm-06:00 pm
展期至 2017 年 12 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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