創作人挑片|「電影,在尋常生活裡,奇蹟發生之處」,作家陳德政

陳德政,政大廣電系畢,紐約New School媒體研究碩士。 寫字的人,平時也聽些音樂、看些電影、走過幾個地方。著有《給所有明日的聚會》、《在遠方相遇》、《我們告別的時刻》。Photography/ 李盈霞.

適逢 2018 台北電影節即將展開,Polysh 在書寫、音樂、表演藝術領域,邀請幾位愛看電影的創作人,談談他們心中的「電影之愛」,分享他們如何「看電影」。

錄製一卷卷老派又念舊的 Mixtape,用言語、用詞彙;轉譯記憶裡依然明亮或感動的時刻為高低起伏,而後在讀者腦海裡引起回聲共鳴。陳德政,用文字重新譜寫 90 年代,化音樂脈絡為自我成長脈絡;字裡行間有青春的冒險、柔軟和焦慮,每個音符都揣懷著情意,再帶點人事已非的悵然若失——或說,鄉愁,那獻給成長,也獻給他自己。將每頁曲目重複播放、反覆閱讀,竟也在其中發現一幕幕電影場景,「看電影,深具儀式性」,原來音樂之外,電影也是他編寫自我青春曲目裡的一首高潮。這次我們與他聊聊,電影這媒材如何影響他的書寫;而今年的台北電影節,他所期待的作品又有哪幾部。

陳德政,政大廣電系畢,紐約New School媒體研究碩士。 寫字的人,平時也聽些音樂、看些電影、走過幾個地方。著有《給所有明日的聚會》、《在遠方相遇》、《我們告別的時刻》。Photography/ 李盈霞.

電影,像是尋常生活裡奇蹟發生的地方。在那 90 分鐘到兩小時裡,濃縮著故事情節與時間,幾乎比絕大多數自己的一輩子、會發生的事,都要來得精彩。它是一種時間壓縮過後的藝術,是一種神奇的介質——介於真實與夢境之間,而導演則是這個世界的創造者,創造一個迂迴的框架。這框架空間裡,演員行走其中,伴隨這個空間裡所聽見的聲響——電影音樂。

陳德政,政大廣電系畢,紐約New School媒體研究碩士。 寫字的人,平時也聽些音樂、看些電影、走過幾個地方。著有《給所有明日的聚會》、《在遠方相遇》、《我們告別的時刻》。Photography/ 李盈霞.

陳德政,政大廣電系畢,紐約New School媒體研究碩士。 寫字的人,平時也聽些音樂、看些電影、走過幾個地方。著有《給所有明日的聚會》、《在遠方相遇》、《我們告別的時刻》。

電影,像是尋常生活裡奇蹟發生的地方。在那 90 分鐘到兩小時裡,濃縮著故事情節與時間,幾乎比絕大多數自己的一輩子、會發生的事,都要來得精彩。它是一種時間壓縮過後的藝術,是一種神奇的介質——介於真實與夢境之間,而導演則是這個世界的創造者,創造一個迂迴的框架。這框架空間裡,演員行走其中,伴隨這個空間裡所聽見的聲響——電影音樂。

陳德政,政大廣電系畢,紐約New School媒體研究碩士。 寫字的人,平時也聽些音樂、看些電影、走過幾個地方。著有《給所有明日的聚會》、《在遠方相遇》、《我們告別的時刻》。

陳德政,政大廣電系畢,紐約New School媒體研究碩士。 寫字的人,平時也聽些音樂、看些電影、走過幾個地方。著有《給所有明日的聚會》、《在遠方相遇》、《我們告別的時刻》。Photography/ 李盈霞.
陳德政,政大廣電系畢,紐約New School媒體研究碩士。 寫字的人,平時也聽些音樂、看些電影、走過幾個地方。著有《給所有明日的聚會》、《在遠方相遇》、《我們告別的時刻》。Photography/ 李盈霞.
「電影,像是在尋常生活裡,奇蹟發生的地方」

絕大多數的我們,包含創作出電影的人們,平常生活就是刷牙、洗臉、做事、出門,每天都是在同一個步調循環裡。」身為一位以書寫維生的創作人,德政一開始便坦言,作家的生活其實是極其單調枯燥;然而觀看電影的兩個小時內,卻能讓人自平凡裡進入一個異世界,「人們可以很自由地陷落進去,不顧後果,但卻感到很安全。像是暫時從平常的瑣碎裡抽出,轉移到另一個時空,而這時空則是一群人竭盡心力打造出來的。

想起在德政的新書《我們告別的時刻》裡,他將看電影、跑影展形容為「深具儀式性」的活動;這一切要從他的學生時期說起。身為 90 年代的文藝青年,「跑影展好像是我那個時代,一個文藝青年養成的必經之路(笑)。」當生活經驗告訴我們,關於未來有許多無法確定的事,包含自身與他人,「但存有某些『深具儀式性』的活動,就會讓人感到世界在某種秩序或軌道上運行。所謂『深具儀式性』,那是種讓人安心的、具有一種內在秩序性的感受;而跑影展、看電影便是如此,你察覺時間的流逝,同時也確認了某些事物相對來說是絕對的。

跑影展好玩的地方並非只是看電影本身,而是這過程裡你遇見了誰,然後發現這些可能認識、不認識的人,每年都會在這個時間點碰面——也許可以稱為一種緣分或默契。隨著一年年過去,也發現有些人陸陸續續離開;可能出國、可能年紀大而不再跑影展了,但也總會有新的觀眾遞補加入。那是不認識的一群人之間,一種私密或親密感。

而看電影最有趣之處,「觀眾明明都知道,那可能是一個『再造的真實』,或是一群人演出來的;但當你坐在電影院裡,你又相信那是真的。它不是夢——你心裡清楚,也能分辨,但它用一種夢的狀態呈現(當然,紀錄片是另外一回事)。它是一種抵抗的行為,抵抗無聊、無知甚至有時也抵抗謊言。」既然是「再造的真實」,那又如何抵抗謊言?「『電影是一種每秒 24 格的謊言藝術,為了服務真理。』這是導演 Michael Haneke 說的一句話。」德政解釋,「那 24 格也許都是謊言,但這謊言是為了真理而存在,端看導演如何拍。即便全部都經過精心設計,但最終是為了呈現某種讓人覺得,『啊!我過的日子好像就是像這幕一般』。那些景框裡所謂的『日常』,經由設計,進而引起觀眾某種熟悉的共鳴。

結合聲音、影像、情節,觸發思考、包覆感官的媒介

最高端的作品,就像福樓拜說的:「作者在其作品中,應該猶如宇宙間的上帝。他無所不在,但又無跡可尋。」

在景框裡塑形一個世界卻不露痕跡,導演的存在感不那麼強烈,對德政來說那便是創作者的最高境界。而就自身創作上來看,看電影不僅能暫時逃離生活的枯燥,也是他汲取靈感、觸發思考的媒介。「就創作本質而言,書寫與電影是一樣的,只是媒介不同。電影在無聊生活裡創造出一個精彩的世界,作家也是。」兩者間其實頗有巧妙共鳴之處,寫作是讀者透過作者文字去思考,再回過來思考文字本身;「而電影是觸發思考的媒介,觀眾通過影像去思考,卻又能思考影像本身。」其中創作的相通性,與電影中的故事性脫離不了關係。

「這故事性不一定只限於劇本,也不一定要有明確的起承轉合、有個交代或結局,可能就以影像美學本身便能傳達,那是種難以言說、但觀眾卻絕對能意會出的『什麼』。」以侯孝賢導演的作品為例,德政解釋,「他的作品也沒有很明確的劇情走向,但其中講述的、比較抽象的,觀眾依然能抓住。那不一定是對白的呈現,可能是靠兩個畫面的剪輯動線、安排,其實就能創造出一種意在言外的效果。」

而若以同個角度討論電影裡的聲音亦同,「歌曲或旋律用得好的作品,觀影經驗會加分很多,就像用歌詞說故事。」像是《月光下的藍色男孩》,「結尾一幕兩人相遇,其中一人在餐廳裡的點唱機點了《Hello Stranger》,沒有言語交談——我想他們兩人想對彼此傾吐的一切,都在這首歌裡。以歌來說故事,不用對白,比較迂迴,卻同時有個旋律性。」

愛上電影的時刻,《末代皇帝》與《悲情城市》

因為從小成長在視「看電影為家庭活動」的家庭,尤其父親對電影非常熱愛,「記得我爸還說過,『如果大學聯考是考好萊塢明星與電影的名字連連看,我應該可以上台大。』(笑)」德政接觸電影的時機,比當時多數同年齡的小孩還早。1988 年《末代皇帝》上映,「我那時候才 9 歲吧!那個故事到現在卻依然歷歷在目。當下在劇院裡甚至不覺得自己在看電影,而是坐在一個頻臨崩解的世界邊緣,凝視著溥儀。

回顧《末代皇帝》的情節,心底依然感動,「一開始的一幕,溥儀還是孩子,剛上位的他在龍椅旁的小盒子裡放了一隻蟋蟀;後來隨時代更迭起伏,他被日本當作魁儡政權操控,中共當政後又變成政治犯——從一位末代皇帝變成一個階下囚。最後他恢復平民身份,參加一個故宮的觀光團——故宮成了一個景點;趁著其他團員往前時,溥儀偷偷爬到龍椅旁,盒子還在,打開盒蓋,蟋蟀也還活著。」即便當時德政只是個孩子,也懂得其中那難以言喻的滄桑,「透過一隻蟋蟀,時間被折疊,將那些原本覺得不可能發生的事,讓當下觀看的你覺得成立。我們明明知道,那蟋蟀被關在盒子裡 20、30 年不可能不死,但我不僅相信,甚至希望溥儀再打開盒子的那一幕時,蟋蟀還活著。而這就是電影的魔法,將不可能化為可能,而觀眾也願意相信。」

第一部感動的電影是《末代皇帝》,但若談起帶給自己震撼衝擊的,則是侯孝賢的《悲情城市》。「觀看的時間剛好跟《末代皇帝》隔一年,1989 年,印象也很深刻。」坦言雖然身為台南人,但因為成長背景與當時教育環境限制台語的關係,德政的台語一直不好,「而《悲情城市》裡幾乎都是講台語,不斷飆出髒話,看的當下經歷了兩小時台語國罵的震撼教育(笑)。」台語國罵反映著當時教育環境裡,孩子被壓抑的部分,但深刻觸發他心中疑惑的,卻是電影談及的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

「那時剛解嚴兩年,不僅小學課本沒有這段歷史,身旁的同學也都不知道這個事件。那是我第一次接觸到關於二二八的事物,我是似有若無、似懂非懂地,聽電影中的人物以一種迂迴的方式講述。」那若現在重新再看一遍呢?「感覺是完全不一樣的。後來再看,發現許多細節,以及許多當時具代表性的文人身影,像張大春、詹宏志等人。」德政邊回顧邊談起,一年前在雙連站附近看到《悲情城市》裡的演員陳松勇,「他在看護的陪伴下坐在輪椅上,有觀眾認出他來想跟他合照。」以各種層面看來,《悲情城市》對照著大台北都會區至今的演變流轉,總還是令人有些感嘆。

2018 台北電影節期待的作品

一是《徵婚啟事》,記得這部是 1998 年第一屆台北電影節上映的,而導演陳國富剛好是第一屆北影的執行長。第一次看這部就是在那次影展,現在北影 20 週年再次觀看,是種回顧吧!它呈現一種世紀末台北的眾生相,不只是重溫 20 年前裡面演員的樣子,對我個人而言,更是回到一個我想念的台北城。我看的時候才 19 歲,剛到台北不久,對台北這座城市很好奇、很陌生;藉這部電影,想像有一群年輕的專業工作者,他們可能比我大 10 幾歲,他們是這樣交流、談戀愛——這對當時的我有某種憧憬。這次重看有種拜訪老朋友的感覺,重新感受當時世紀末的焦慮——焦慮但也自由,沒有包袱。

一是《徵婚啟事》,記得這部是 1998 年第一屆台北電影節上映的,而導演陳國富剛好是第一屆北影的執行長。第一次看這部就是在那次影展,現在北影 20 週年再次觀看,是種回顧吧!它呈現一種世紀末台北的眾生相,不只是重溫 20 年前裡面演員的樣子,對我個人而言,更是回到一個我想念的台北城。我看的時候才 19 歲,剛到台北不久,對台北這座城市很好奇、很陌生;藉這部電影,想像有一群年輕的專業工作者,他們可能比我大 10 幾歲,他們是這樣交流、談戀愛——這對當時的我有某種憧憬。這次重看有種拜訪老朋友的感覺,重新感受當時世紀末的焦慮——焦慮但也自由,沒有包袱。

《徵婚啟事》|陳國富|2018 台北電影節數位修復版。眼科醫師杜家珍化名吳小姐,在報紙上刊登了徵婚啟事,應徵的男子形形色色,有純情男子,也有 黑道大哥,甚至有人妄想來段一夜情。真命天子難尋,杜家珍卻又一再地撥著一支接不通的電話。陳國富第四部劇情長片作品,改編陳玉慧的同名小說,陳國富除了探討台灣都市裡的寂寞芳心, 更融合劇情片與紀錄片的型式,並藉由歌手伍佰、鈕承澤在片中近乎本色的演出,把玩虛實界限。 透過劉若英飾演的杜家珍相親過程,本片也記錄下上個世紀末台北的浮世身影。在陳國富轉往中國 發展後,本片成為其監製作品《非誠勿擾》的原型。

一是《徵婚啟事》,記得這部是 1998 年第一屆台北電影節上映的,而導演陳國富剛好是第一屆北影的執行長。第一次看這部就是在那次影展,現在北影 20 週年再次觀看,是種回顧吧!它呈現一種世紀末台北的眾生相,不只是重溫 20 年前裡面演員的樣子,對我個人而言,更是回到一個我想念的台北城。我看的時候才 19 歲,剛到台北不久,對台北這座城市很好奇、很陌生;藉這部電影,想像有一群年輕的專業工作者,他們可能比我大 10 幾歲,他們是這樣交流、談戀愛——這對當時的我有某種憧憬。這次重看有種拜訪老朋友的感覺,重新感受當時世紀末的焦慮——焦慮但也自由,沒有包袱。

《徵婚啟事》|陳國富|2018 台北電影節數位修復版。眼科醫師杜家珍化名吳小姐,在報紙上刊登了徵婚啟事,應徵的男子形形色色,有純情男子,也有 黑道大哥,甚至有人妄想來段一夜情。真命天子難尋,杜家珍卻又一再地撥著一支接不通的電話。陳國富第四部劇情長片作品,改編陳玉慧的同名小說,陳國富除了探討台灣都市裡的寂寞芳心, 更融合劇情片與紀錄片的型式,並藉由歌手伍佰、鈕承澤在片中近乎本色的演出,把玩虛實界限。 透過劉若英飾演的杜家珍相親過程,本片也記錄下上個世紀末台北的浮世身影。在陳國富轉往中國 發展後,本片成為其監製作品《非誠勿擾》的原型。

《街頭》|江偉華|2018 台北電影節「台北電影獎」紀錄片入圍。2009 年 1 月,勝涵與夥伴們在寒夜中離開待了兩個月的自由廣場。那是一場始於對成年人怒吼,終 於對成年人道歉,什麼訴求都沒有達成的社會運動。五年後,勝涵與夥伴們再也不想枯坐在立法院 內。318 運動的第六個夜晚,他們與數千名群眾翻進了行政院,試圖升高對抗強度。等待他們的是警 棍、盾牌與鎮暴水車。接下來的 12 小時,或者更久,他又一次被捲入那深黯漫長,被叫做運動傷害 的漩渦。這是關於離開廣場,走上街頭的年輕社運者們,在「成為大人」的模糊邊界上,通過失敗、 選擇、確認自我樣貌的故事。

二是《街頭》和《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兩部以不同視角講述太陽花學運。《街頭》從野草莓就開始跟拍,探討的題目是針對年輕的街頭運動者;其中拍到太陽花學運時,在立法院裡決策者的決策過程,這過程是我還沒看過卻很想看的。現在這個年紀回過頭來看當時的學運,我畢竟是個很邊緣的支持者,裡面應該有些珍貴的內部視角;而它也在處理「運動創傷症候群」,因為大家都受到滿多驚嚇,社會也被衝擊到。今年 318 已經四年了,加上台灣社會很健忘,再談起太陽花好像是上個世紀的事,但其實才不過四年——四年,有段距離,並不太近,我覺得這個時間點看滿適合的。

《街頭》|江偉華|2018 台北電影節「台北電影獎」紀錄片入圍。2009 年 1 月,勝涵與夥伴們在寒夜中離開待了兩個月的自由廣場。那是一場始於對成年人怒吼,終 於對成年人道歉,什麼訴求都沒有達成的社會運動。五年後,勝涵與夥伴們再也不想枯坐在立法院 內。318 運動的第六個夜晚,他們與數千名群眾翻進了行政院,試圖升高對抗強度。等待他們的是警 棍、盾牌與鎮暴水車。接下來的 12 小時,或者更久,他又一次被捲入那深黯漫長,被叫做運動傷害 的漩渦。這是關於離開廣場,走上街頭的年輕社運者們,在「成為大人」的模糊邊界上,通過失敗、 選擇、確認自我樣貌的故事。

二是《街頭》和《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兩部以不同視角講述太陽花學運。《街頭》從野草莓就開始跟拍,探討的題目是針對年輕的街頭運動者;其中拍到太陽花學運時,在立法院裡決策者的決策過程,這過程是我還沒看過卻很想看的。現在這個年紀回過頭來看當時的學運,我畢竟是個很邊緣的支持者,裡面應該有些珍貴的內部視角;而它也在處理「運動創傷症候群」,因為大家都受到滿多驚嚇,社會也被衝擊到。今年 318 已經四年了,加上台灣社會很健忘,再談起太陽花好像是上個世紀的事,但其實才不過四年——四年,有段距離,並不太近,我覺得這個時間點看滿適合的。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傅榆|2018 台北電影節「台北電影獎」紀錄片入圍。告別青春,走向成熟的故事,總是發生在世界各地的年輕生命裡。本片主角們的青春夢想,是藉由反抗體制,追求一個更好的國家,卻在動盪的兩岸關係裡,變成歷史的一部份。一個反抗中國的台灣學運明星,一個喜愛台灣的當紅中國學生,一個關注政治的台灣紀錄片工作者,他們之間理應充滿矛盾,卻在社會運動裡找到合作的可能性。在一場台灣 24 年來最大型的社會運動之後,他們從接近成功的巔峰,逐漸墜入失望的谷底,曾經堅 持的理想,還有可能延續嗎?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這部電影有趣的是,裡面的兩個主角——陳為廷以及一位喜歡台灣的中國女留學生蔡博藝。預告裡兩人間的互動,有種互相欣賞、卻又巨大的反差。一個是在民主寶島上長大,一個是在中國長大後來台灣——這其中似乎可以討論一些身份認同與錯亂。這部片我想看的是,也許其中至少暗示、解釋所謂的台灣「民主」是什麼?甚至,民主跟共產主義比較起來,我們到底好在哪裡?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傅榆|2018 台北電影節「台北電影獎」紀錄片入圍。告別青春,走向成熟的故事,總是發生在世界各地的年輕生命裡。本片主角們的青春夢想,是藉由反抗體制,追求一個更好的國家,卻在動盪的兩岸關係裡,變成歷史的一部份。一個反抗中國的台灣學運明星,一個喜愛台灣的當紅中國學生,一個關注政治的台灣紀錄片工作者,他們之間理應充滿矛盾,卻在社會運動裡找到合作的可能性。在一場台灣 24 年來最大型的社會運動之後,他們從接近成功的巔峰,逐漸墜入失望的谷底,曾經堅 持的理想,還有可能延續嗎?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這部電影有趣的是,裡面的兩個主角——陳為廷以及一位喜歡台灣的中國女留學生蔡博藝。預告裡兩人間的互動,有種互相欣賞、卻又巨大的反差。一個是在民主寶島上長大,一個是在中國長大後來台灣——這其中似乎可以討論一些身份認同與錯亂。這部片我想看的是,也許其中至少暗示、解釋所謂的台灣「民主」是什麼?甚至,民主跟共產主義比較起來,我們到底好在哪裡?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傅榆|2018 台北電影節「台北電影獎」紀錄片入圍。告別青春,走向成熟的故事,總是發生在世界各地的年輕生命裡。本片主角們的青春夢想,是藉由反抗體制,追求一個更好的國家,卻在動盪的兩岸關係裡,變成歷史的一部份。一個反抗中國的台灣學運明星,一個喜愛台灣的當紅中國學生,一個關注政治的台灣紀錄片工作者,他們之間理應充滿矛盾,卻在社會運動裡找到合作的可能性。在一場台灣 24 年來最大型的社會運動之後,他們從接近成功的巔峰,逐漸墜入失望的谷底,曾經堅 持的理想,還有可能延續嗎?

《我們的青春,在台灣》這部電影有趣的是,裡面的兩個主角——陳為廷以及一位喜歡台灣的中國女留學生蔡博藝。預告裡兩人間的互動,有種互相欣賞、卻又巨大的反差。一個是在民主寶島上長大,一個是在中國長大後來台灣——這其中似乎可以討論一些身份認同與錯亂。這部片我想看的是,也許其中至少暗示、解釋所謂的台灣「民主」是什麼?甚至,民主跟共產主義比較起來,我們到底好在哪裡?

三是《在雲裡》,這部紀錄片拍的是台塑在雲林麥寮蓋了六輕廠,而一旁大概 900 公尺處蓋了一座國小——橋頭國小許厝分校;兩年前爆發出相關新聞,那時我就有關注。記得震撼的一幕是,國小背景就是六輕廠煙囪放出的黑煙;後來有測量指出,國小裡學生身體的致癌物明顯高於正常小孩。當時行政院長下令要遷校,或是暫時安置學生在離六輕廠比較遠的學校;但很奇妙的,學生家長幾乎都覺得沒有必要。從預告裡看得出導演的手法深具質感,在形式美學上很講究;這類型的紀錄片我覺得需要被更多人知道,畢竟像這樣的事件,很容易就被民眾遺忘了。

三是《在雲裡》,這部紀錄片拍的是台塑在雲林麥寮蓋了六輕廠,而一旁大概 900 公尺處蓋了一座國小——橋頭國小許厝分校;兩年前爆發出相關新聞,那時我就有關注。記得震撼的一幕是,國小背景就是六輕廠煙囪放出的黑煙;後來有測量指出,國小裡學生身體的致癌物明顯高於正常小孩。當時行政院長下令要遷校,或是暫時安置學生在離六輕廠比較遠的學校;但很奇妙的,學生家長幾乎都覺得沒有必要。從預告裡看得出導演的手法深具質感,在形式美學上很講究;這類型的紀錄片我覺得需要被更多人知道,畢竟像這樣的事件,很容易就被民眾遺忘了。

《在雲裡》|詹皓中|2018 台北電影節「台北電影獎」紀錄片入圍。雲林,早期因森林密集,雲霧繚繞般的美景命名,如此美麗的地方,長久以來皆位於發展的邊陲位置, 主要產業以農、漁業為主;後來,森林漸漸消失,這裡還是充斥的美麗的雲朵,遠遠地看,是那麼 單純和美好。

《在雲裡》|詹皓中|2018 台北電影節「台北電影獎」紀錄片入圍。雲林,早期因森林密集,雲霧繚繞般的美景命名,如此美麗的地方,長久以來皆位於發展的邊陲位置, 主要產業以農、漁業為主;後來,森林漸漸消失,這裡還是充斥的美麗的雲朵,遠遠地看,是那麼 單純和美好。

三是《在雲裡》,這部紀錄片拍的是台塑在雲林麥寮蓋了六輕廠,而一旁大概 900 公尺處蓋了一座國小——橋頭國小許厝分校;兩年前爆發出相關新聞,那時我就有關注。記得震撼的一幕是,國小背景就是六輕廠煙囪放出的黑煙;後來有測量指出,國小裡學生身體的致癌物明顯高於正常小孩。當時行政院長下令要遷校,或是暫時安置學生在離六輕廠比較遠的學校;但很奇妙的,學生家長幾乎都覺得沒有必要。從預告裡看得出導演的手法深具質感,在形式美學上很講究;這類型的紀錄片我覺得需要被更多人知道,畢竟像這樣的事件,很容易就被民眾遺忘了。

而身為「認真聆聽聲音」的作家,德政對主要投入在新古典與實驗音樂的 Nils Frahm 充滿期待,「兩年前看過一部電影《Victoria》,被其中的音樂驚豔到,雖然他比較少做電影,但還是期待他有新的電影音樂作品。」若是關注的導演,則是《月光下的藍色男孩》導演 Barry Jenkins、《淑女鳥》導演 Greta Gerwig 以及《路邊野餐》的畢贛。尤其是畢贛,「因為我非常喜歡《路邊野餐》,那大概是我過去五年最喜歡的電影,甚至幾乎讓我重新找回小時候看《末代皇帝》的感覺——雖然兩部是截然不同的作品,但觀影經驗的感受卻很相似,把我完全帶入影像世界,很深邃。」

演員的話則是愛爾蘭新生代演員 Barry Keoghan,「在《聖鹿之死》以及《敦克爾克大行動》裡他都有出現。總讓我想起《凱文怎麼了》裡面的 Ezra Matthew Miller,一種邪氣渾然天成的感覺,有點超齡但又有男孩的純真感覺,沒有匠氣。」邪氣?笑問著這算是好的評語嗎?「男孩演員的邪氣,就像是女孩演員的靈氣,是有保存期限的,可能某天就突然消失了(雖然消失不一定是不好),那是很難透過學習,而是發自內心的狀態,很難得的(笑)。」

All Movie Images Courtesy of Taipei Film Festiv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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