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age Courtesy of 好威映象.
在北法小鎮聖奧梅爾(Saint Omer)的法庭上,一名年輕文學教授/小說家哈瑪,為了為一部改編的希臘神話美狄亞作品取材,而出席旁聽一起轟動各界的黑人女性殺嬰案:年輕的塞內加爾移民蘿倫斯柯利,被控遺棄她 15 個月大的女兒莉莉於漲潮的海岸,莉莉最後溺斃身亡。隨著庭審的進展,母親的大膽自白與證人們的證詞,不僅讓場面陷入膠著,更動搖著哈瑪的信念。
《聖奧梅爾殺嬰案》(Saint Omer)是紀錄片導演愛麗絲迪歐普(Alice Diop)的首部劇情長片,取材自「法比安娜卡布(Fabienne Kabou)殺嬰事件」,並以法庭紀錄為基礎,融合紀錄片、紀錄劇場等元素,重演被告猶如劇場表演般的口供。2016 年,法比安娜卡布被控謀殺她僅僅一歲多的女兒;出席卡布審判的迪歐普對這起故事深深著迷,決定將其改寫為一個關乎種族、母性、情感撕裂後又縫合的故事,透過被告蘿倫斯的自白,呈現真實人類經驗中的暴力和奇異之處。
隨著片中審訊的進行,觀眾將逐漸了解這位謎樣移民女性——包括她的出身、「不說母語而是一口流利法語」的家庭教育、她對哲學的熱愛、她與大上自己二十多歲白人男性的愛情,皆隨著法庭上的詰問一一浮現。諷刺的是,當觀眾越理解作為「平凡人」的她,卻也越更難理解她犯下殺嬰案的動機或真相。而對於犯罪本身,她用一種條理清晰、措辭高雅且文法無誤的法語進行陳述,堅稱殺掉自己的女兒,並非出於邪惡或情緒不穩,而是巫術和惡魔的作為。
與真實案件不同的是,《聖奧梅爾殺嬰案》中有一位富有同理心的法官、多疑的檢察官,以及開誠佈公且擅於辯論的辯護律師。詰問的過程中,也大量引用心理學、倫理學和人類學的文本,試圖理解這起不合理的犯罪,讓本片不只呈現冷冰冰的法庭現場,也染上了些許人文色彩。
導演迪歐普在忠實呈現被告蘿倫斯平靜而挑釁的證詞之餘,亦加入哈瑪這位懷孕的大學教授/作家角色——她旁聽審判,凝視殺嬰的被告,同時在審判過程中整理複雜的情緒,思索自己成為母親的經歷,回憶童年時自身與母親的關係。
和哈瑪一樣,蘿倫斯也有移民的背景;和哈瑪一樣,她受過良好教育,講著一口「流利高雅的法語」;像哈瑪一樣,她疏遠了她的母親;像哈瑪一樣,她有、或者曾經有過一位白人伴侶。而當蘿倫斯人生的細節逐一揭開,她在庭上的「表演」卻對哈瑪產生了深刻又令人不安的影響。
中間階段審訊後的庭外,哈瑪與蘿倫斯的母親奧黛爾聊了起來;奧黛爾一眼看出哈瑪正處於懷孕的早期階段——那種敏銳的直覺,幾乎很難相信她對親生女兒蘿倫斯懷孕一無所知。她向哈瑪吹噓蘿倫絲的博學與優雅,甚至買了每份刊登此案故事的報紙,好似那種慶祝兒女獲得拼字比賽冠軍的驕傲父母。
透過哈瑪的眼睛,幾乎可以推斷奧黛爾在她女兒的生活中是一個壓迫、疏離的存在,而這讓身為旁觀者的哈瑪,產生一種難受的共感——對映著哈瑪記憶中,自己那同樣遙遠、悲傷、近乎沉默,一個「破碎女人」的母親。
藉由哈瑪、蘿倫斯的人生對照,導演拋出一連串關乎種族、文化、性別,甚至關於殖民主義的提問;有趣的是,其所叩問的並非某種政治正確的呼籲,這些角色也不是「社會問題」或「失敗」的化身,「可以確定的是,這兩位女性都經歷了情感上的磨難,都正面臨著無以名狀的生存難題。」
《聖奧梅殺嬰案》是一部充滿話語的電影,但若引用主角蘿倫斯仰慕的哲學家維根斯坦的說法:「對於不能談論的東西,我們必須保持沉默。」確實,哈瑪和蘿倫絲的痛苦就像一種秘密語言,一種無法被轉譯的失落語法,只能在她們時而平靜、時而空洞、時而矛盾的臉上讀到。
在電影尾聲,蘿倫絲的辯護律師對陪審團作總結,講述著蘿倫斯曾和她分享,自己夢見那位未能活過兩歲的女兒,出現在她的牢房中。
我想表達的不是詩詞,是科學。我們都知道在懷孕期間,母親的 DNA 與細胞會轉移至胎兒,但不多人知道這種轉移是雙向的。胎兒的細胞也會轉移至母親的器官,停留在她體內,從她的頭到腳。甚至在嬰兒出生後,即使是未足月出生,那些細胞會存留,有時會伴隨母親一生。母親和小孩因而互相交織,永遠糾結在一起,這是生物現象。……科學家稱這些細胞為奇美拉細胞,像是希臘神獸奇美拉,一種混合異種動物部位的怪獸,獅頭,羊身,蛇尾。因此我逐漸相信,我們女人,我們都是奇美拉,我們身上帶有母親的痕跡,也帶有女兒的痕跡,她們也帶有我們的痕跡。我們女人在某種意義上都是怪獸,但我們是充滿人性的怪獸。
我想表達的不是詩詞,是科學。我們都知道在懷孕期間,母親的 DNA 與細胞會轉移至胎兒,但不多人知道這種轉移是雙向的。胎兒的細胞也會轉移至母親的器官,停留在她體內,從她的頭到腳。甚至在嬰兒出生後,即使是未足月出生,那些細胞會存留,有時會伴隨母親一生。母親和小孩因而互相交織,永遠糾結在一起,這是生物現象。……科學家稱這些細胞為奇美拉細胞,像是希臘神獸奇美拉,一種混合異種動物部位的怪獸,獅頭,羊身,蛇尾。因此我逐漸相信,我們女人,我們都是奇美拉,我們身上帶有母親的痕跡,也帶有女兒的痕跡,她們也帶有我們的痕跡。我們女人在某種意義上都是怪獸,但我們是充滿人性的怪獸。
導演以這個相當詩意、卻令人痛苦的寓言,作為電影的結尾。目睹著整場審判的哈瑪,最後選擇與記憶中那位「好像不愛自己」的母親和解——片頭最初那令人感到些許焦躁的喘息,在尾聲終將轉變為三個生命平靜的呼吸鼻息。
帶有命定意味、如幽魂般存在於女性體內的「母性」,《聖奧梅殺嬰案》細膩呈現潛藏其中、由情感與生命交織的複雜性。蘿倫斯的自白一層層引領觀眾進入更加深邃的謎,難以理解她的動機,卻也難以忽視她走上「母親」位置的某種失去——導演並未給出明確的答案,命題流轉於空蕩蕩的法庭,留待觀眾自己解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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