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ticle/ Cinny Tsai & Alice Chan.
Images Courtesy of 好威映象.
一陣急迫的敲門聲劃破札格雷布一處公寓大樓的天際，昏暗的遠景中，對講機前一個焦躁的人影試圖破門而入，他的恐慌與不安輕易便可察覺。這是布魯諾，在接到弟弟達米爾的電話後趕到弟弟住所，只見有憂鬱症狀的弟弟躺在血泊中，手臂與脖子上的傷口使他險些致命。達米爾被迅速送入醫院，做了一連串的檢查，布魯諾則被迫回應警方提出的冷酷問題；兩人的母親趕來，決定將達米爾帶離醫院，安置到位於克羅埃西亞南部的家鄉斯普利特。然而他們沒料到的是，這並未使達米爾的病情好轉，反而漸漸失控⋯⋯
《幸福的所在》（Safe Place）是克羅埃西亞導演尤 Juraj Lerotić 自編、自導、並擔綱男主角的首部劇情長片，首次亮相於盧卡諾影展，一舉拿下最佳首部電影、最佳新導演與最佳男主角等獎項，也讓他得以成為 2023 年奧斯卡最佳國際影片的克羅埃西亞代表。
取材自 Lerotić 人生真實故事，講述在經歷親生弟弟自殺未遂後的 24 小時中，身為哥哥內心的焦慮、徬徨與無助；他與母親為確保弟弟得到適當的治療與照顧而奔走，最終卻徒勞無功。
弟弟去世後的那段時間裡，你會訝異人竟然能夠如此迅速地失去對生活的控制——你愛的人就這樣消失了。我從未有過這樣的經歷，所以製作一部關於它的電影並不容易，因為靈感是源於一個傷痛。
《幸福的所在》導演 Juraj Lerotić。
弟弟去世後的那段時間裡，你會訝異人竟然能夠如此迅速地失去對生活的控制——你愛的人就這樣消失了。我從未有過這樣的經歷，所以製作一部關於它的電影並不容易，因為靈感是源於一個傷痛。
Lerotić 曾在訪談中坦言，電影劇情直接參照自身家庭曾經歷的心碎歷史。並非表演出身的他，在電影中飾演自己是個意外；也許因為這段經歷與自身太過緊密，即使前來試鏡的演員都很出色，他卻無法真正感到滿意。在製片夥伴的建議下，同時也出於首部電影的執念以及對弟弟的緬懷，Lerotić 最終在《幸福的所在》中飾演自己，帶著弟弟於「Safe Place」之間遊蕩與旅行。
飾演達米爾的 Goran Marković，以一雙透露不安與抱歉的憂傷眼睛，將一個安靜、魁梧、但眼神像孩子的男人詮釋地恰到好處；在他剛嘗試輕生、脫口而出的那句「對不起」，有氣無力卻足以震碎觀眾的心，也為他內心的掙扎與精神狀態埋下未解之謎。電影輕柔觸碰著精神病與陪病者的議題，陪病者總是想問「為什麼你要這麼做？」，抑或是「為什麼你要傷害自己？」，卻不理解受抑鬱所苦的人們同樣感到困惑，他們其實也想阻止悲劇發生。
攝影師 Marko Brdar 出彩的攝影與畫面構圖，讓觀眾在簡單的敘事中，能與劇中的角色充分連結。整片以相當簡單的場景貫穿，灰階色調的鏡頭，總在混凝土牆砌成的公寓與醫院間穿梭；半遮半掩的門窗切割著人物身影和神情，有些侷迫的視角，讓觀眾凝視角色互動的目光更顯壓抑——一種絕對無法介入的「距離感」，呼應著劇中人物的徒勞與無力。
一場達米爾於自殺未遂後在醫院病床的場景，Lerotić 以一個「魔幻」時刻的穿插，道出拍攝《幸福的所在》緣由；房內的光線運用唯美，對比著總是被深邃陰影籠罩的角色面容，顯現那個大家都不願面對的結局，終究會悄然而至。虛實交替的後設層次，讓 Lerotić 得以「重返」那個現場，將現實裡無法再對弟弟親自說出口的未竟之言，巧妙過渡於片中，亦是對置身創傷撕裂的自己，一種溫柔療癒的嘗試。
角色們從未停留在同一個地方，他們不斷漂泊與移動。某種程度上，我希望片名本身能跟隨他們一起旅行；它在電影中縈繞盤旋，有時代表希望，有時則是嘲諷。
角色們從未停留在同一個地方，他們不斷漂泊與移動。某種程度上，我希望片名本身能跟隨他們一起旅行；它在電影中縈繞盤旋，有時代表希望，有時則是嘲諷。
電影最後一幕相當耐人尋味——事件發生的前一年夏天，這對兄弟來到海邊，快門聲落下，達米爾望向布魯諾的相機，似有若無的微笑，眼神依然透露著茫然與憂傷，身旁跳水嬉笑的年輕男孩一躍而下，似乎預示著他的結局。而 Lerotić 以看似與故事發展相互矛盾、甚至有些嘲諷的「Safe Palce」作為英文片名，欲將故事中的達米爾，帶往一個更加理想、安全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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