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部作品不僅只於同志議題，更多的是家庭與母女關係。該慶幸這樣的故事發生在自己而非別人的生命中，唯有如此，故事才有機會被記錄下來。」——黃惠偵
從《我和我的T媽媽》到 2016 金馬影展《日常對話》
2016 年台灣第三屆酷兒影展，片長 54 分鐘的紀錄片《我和我的 T 媽媽》（The Priestess Walks Alone）正式與觀影者見面。今年的金馬影展，黃惠偵導演與工作團隊，以更長的篇幅重新呈現影像敘事，片長長達 88 分鐘的《日常對話》（Small Talk）以不同的剪接方式、敘事語調，再次將家庭裏的故事和生命歷程以影像敘述的方式呈現給大家。
紀錄片裏的母親，帶著兩個年幼的女兒離開家暴的父親，做牽亡的工作，在社會階級結構的邊緣，與女兒共同撐起一個家。在導演黃惠偵年幼記憶裏，母親總是帶著「女朋友」回家，那些阿姨們照顧過兩姊妹、也許在家中曾短居一陣子。然而，這些久遠而模糊的記憶片段，卻是母親再也不提及的。自我認同為同志的媽媽，為什麼會決定結婚生子呢？許多未解的疑惑與心結，在黃惠偵導演心裏積累著，這些與母親和己身相關的生命故事，什麼時候可以再被敘述出來呢？
一張餐桌的距離：攝影鏡頭開啟的對話契機
長桌的兩端，搭坐著母與女。鏡頭裏，她們面對面，卻不相望；家居場域裏，她們同住一處，卻彼此很陌生。紀錄片開頭，母親沉著地替女兒及孫女準備了一魚兩菜的中餐，擺妥在餐桌前，便安靜地出門了。黃惠偵導演自語：「我和媽媽的關係，好像只剩下桌上的那桌飯菜…..」亟欲跨過貌似陌生人的邊界，必然要走過彼此內心一逡。然而，黃惠偵導演說：「媽媽以前從來不說自己的事情的。」可是，「我和妹妹一直都是想知道的。」所有時間無以解答的困惑，積累在母女關係裏，成為家庭歲月的灰塵。於是，開啟了黃惠偵導演往後的影像敘事和紀錄。
對生命故事進行爬梳、整理之前，必須不斷地向內掏挖。映後座談中，黃惠偵導演被問及，有沒有預先設立一個臨界點喊停，她搖搖頭，說：「我能夠挖多深，就挖多深。」這是沒有盡頭的路，也沒有所謂終點，關於拍攝、談話的過程，她說：「要做到自己以後不會覺得後悔。」對於觀影者而言，這是一個窺見他者生命路程的感受性經驗，是全新認識的單面向過程。然而，對於導演和被攝者（被訪問者）而言，是家庭核心的重新理解、母女關係的再溝通與理解。在觀影者與被攝者之間，理當存在一個極大的鴻溝，然而黃惠偵卻以驚人的勇氣跨越了桎梧，將生命經驗以影像進行書寫，同時進行自我生命的梳理、與母親的和解，也是一種無畏懼的坦露，將家庭經驗再次爬梳、重新敘述，以可以被閱讀文本方式呈現給觀影者。
如何調理好己身的情緒、如何發問，在過程中不致使得被拍攝者覺得再次受傷，是多麼艱難，並且需要絕對的勇氣。「哎，這有什麼好講的…，講這些沒用啦。」這句委婉迂迴的話語，背後隱藏著的是千迴百轉的年年歲歲。那些無法說清楚的故事，困住一家人很久很久了。黃惠偵導演說：「若不是有攝影機，有些話，我可能永遠都不會說……」攝影鏡頭變成契機，開啟談話的可能，鏡頭前後，都是真實的人，真實的生命經歷。
牽亡與紀錄片：以溫柔超渡過往記憶
從事牽亡工作的母親，隱隱藏著溫柔，誠如黃惠偵導演在紀錄片中自述：「我小時候覺得那是一件很溫柔的工作，唱著歌、引渡亡魂。」平日在家中寡言，宛若都將愛意與在乎留給情人，女兒情緒的折轉和渴求被母親關愛的願望，等了許久，終於有了歸返，一家人在意義上似乎重新團聚了。
牽亡，以溫柔之手，牽起受困的魂魄，引領著他們到另一個極樂國度。器樂與聲光，法器搖晃，恍惚之間，人們的情緒被平撫，未解的疑惑，在異土極樂世界獲得解脫。紀錄片亦然，像是牽亡的儀式，超度受困在記憶囚籠裏親愛的人們。然而，更重要的，是整個過程中尚存的轉圜空間。逝者已矣，來者待可追。牽引過往記憶，親人們攜手向前，未來的家庭關係和相處可被重新解讀和詮釋。若說，母女之間總是彼此緊緊相依，黃惠偵和其母親，都是那樣溫柔而堅強，以偌大的堅忍勇氣，即便再艱難，也要跨過重重障礙，超渡記憶，穩妥地安放好過往，向前行走。
電影結束，燈光乍亮，黃惠偵導演抱著女兒出現在台前，那堅毅的側臉及爽朗的笑聲，隱隱和影片中很相似、卻又有點點兒不同，好像音線比較持穩、微笑的幅度也比較確切。也許像是導演所敘述的：「如果說，這是一個和解的過程，當影像變成文本讓觀眾閱讀，才算是圓滿了。」
黃惠偵導演以溫柔的勇氣，成功地將生命故事以影像敘述呈現給觀影人，開啟人們心裏埋藏著對於家庭關係的困頓、以及亟欲了解的過往記憶，帶給所有在家庭裏的我們，一個滿溢著勇氣的全新嘗試與對於生命的叩問。
《日常對話》預告：
All images via 2016 金馬影展《日常對話》.
想瞭解更多，請瀏覽 2016 金馬影展《日常對話》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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